2020年五六月间，承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甘琦社长推荐，我获知王赓武先生写下回忆录，繁体版将由港中大分两册完整出版，《家园何处是》和《心安即是家》。之后引进版权直至编辑出版，我得以与港中大编辑叶敏磊和陈甜女士联合工作，她们的专业、热忱和尽责，令我无论何时、遇到何种困难，都得到了及时的援手。陈甜传来正在编辑关头的书稿PDF，以便我社决定引进版权。我认认真真读起了书稿，跟从作者平实的叙述和译者雅畅的文笔，在纷繁流转百余年的家国寰宇之间穿梭。时代的迷雾浓淡消长，却丝毫没有模糊朴素又有质感的文字。
他此前从未出版过回忆录或传记
传记和回忆录这样的题材，对出版编辑的吸引力自不待言，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位阅历丰富的世界性的历史学家，曾获颁“唐奖·汉学奖”，且从出版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他此前从未出版过回忆录或传记。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幸运的是，《家园何处是》开篇即《叙说缘起》，王赓武把写作动机和出版动力诚实交出，这让我完成“尽快抓住创作动机”的作业变得容易许多。作者在鲐背之年动笔的初衷，是为孩子们写下自己在怡保的成长故事，让他们知晓来路，世界又是如何具体地发生变化；也竭力打捞与怀念，出身长江流域大家族却漂流南洋的教育家父亲，和同样出身仕宦家族眷眷于中国传统的母亲。父亲持守儒家抱负和君子性格，崇尚古典学（文言文和正统英文教育），在家中他谈中国多，谈自己和政治甚少。多年后王赓武回想父亲在教育选择上的远见，连同母亲持家的智慧与秉性，深刻地塑造了他。尤其是于1993年去世的母亲丁俨，临终前将1980年完成的《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留给王赓武，那是她用极工整小楷特意为儿子写下的。“她说她有好多人生故事想让我知道，但我们从未久坐长谈，因此无法好好把故事告诉我。我满怀悲伤捧读回忆录，因为从未听母亲当面讲述而错过了她人生里的好多环节。”
大时代浪潮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
书写回忆录之际，因为一群新加坡文史工作者的促动，“我们夸夸其谈历史的重要性时，其实无感于亲身经历某段历史时期的人们是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王赓武意识到自己多年习惯于宏大历史研究，似乎对个人层面的价值有所忽略。他随即听从了提醒，“我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历史，……然而我感兴趣的道理总是如此宏大，甚至令人生畏。……我终于了解自己对于过去的理解多么片面；我的研究理路主要依循欧洲历史学，也有儒家修身背景赋予的一些要素。”
如此双重刺激和推力，应可视为王赓武书写回忆录并出版的驱动吧，作者甚至希望这么做能鼓励大家分享个体人生，补充到大历史中。我在阅读中也真切感受，他的书写，让那些充满张力的大时代浪潮和由此而来的激荡、摇摆、壮志、抉择，其间跃动着的无数毛细血管因而清晰，个人的、家庭的甚至不同族群人们的苦与乐，纷纷得到烛照。由此，尽管作者本身的叙述文笔朴素，却因为忠实于生命内在的丰富和时代变迁，以及一生诚笃的情感，而呈现真的魅力和价值说服力。所谓贵在真言，颠扑不破，亦是好作品基调和格调的奠基石。
家族深厚的儒家意识的精英自觉
王赓武1930年出生在荷属印尼泗水，正赶上经济大萧条冲击到爪哇，在泗水担任华侨中学校长的父亲王宓文，迁至英属马来亚怡保城，受聘于一所华文学校执教，1岁多的王赓武也开启怡保生活，在那里度过完整的青少年时期。
“我的故事真正的起点，是我们一家三口试图返回故乡中国，但最后只走到怡保，抵达英属马来亚。”（上卷p3），王赓武父母分别出身泰兴和镇江的大家族，从迁居怡保的那一天就在为回中国做准备，甚至为能在经济上有能力回国而只养育了一个孩子。这个故事的起点贯穿了王赓武的少年时期，理想中国的想象与建构，也占据了整部回忆录的上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怡保中心区域，是官厅区，被称为绿城，1931年至1941年，以及1946年初至1947年中，王赓武父母带着他就住在这一带。在绿城人眼里，这一家有很多格格不入之处。父亲王宓文来自荷属领地，虽为旅居，风度和学问令人敬服，又是极为少见的国立东南大学的毕业生，只说国语和英文，对马来语和广东话、闽南话等方言并无要学的意愿而“一概不会”。周遭华文教育界的同僚甚至上司，几乎都把孩子送到华文学校，只有王宓文坚持把王赓武送进英校。这对王赓武未来的道路和视野起了决定性作用。须知彼时在南洋的华人，绝大部分只是务工。可以说，影响作者学术研究和人生认识的多重世界，在他出生前就悄然构建了。
在少年王赓武的记忆里，他们与客家人、广东人、闽南人和其他华人侨居在一起，镇上印度庙、道观、佛寺和教堂遍地，而父母亲坚持：一不信教，二保持距离，这里有源自王家家族深厚的儒家意识的精英自觉。王赓武也借回忆录，评价了他这部分的精神血脉，也了然当年父母亲与其他华人之所以不密切往来，“不只是因为我们离城居住，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使然。”（上卷p10-11）由此才能理解，尽管怡保镇少年王赓武被种种不自然的疏离感困扰，父母虽爱子仍坚持处世之道，皆因内心有强大的支柱和明确的希望。
南京的意象：似乎几度追寻的目标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南洋多族群的生活环境下，尽管富有现代教育理念的父亲，把王赓武送进相对单纯的精英教育环境，少年王赓武还是显示了他对族群间关系及生存状态的敏锐和早慧。
仅举一例。安德申学校期间，两个班级的马来学生引起少年王赓武的注意，此前他的学校从未有马来学生。“校方告诉我们，他们是奖学金生，……这群马来学生突显了我们混杂的社群背景，这是英国殖民霸权的独特产物。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马来学生的待遇和我们不同……我发现他们很友善，但也注意到他们依然觉得和我们略有隔阂。不像班上其他同学曾经开心度过成长时光，……我们的父母因为英国政策来到他们的国度，身为这群人的孩子，我们却仿佛把学校据为己有，不知他们心里怎样看待我们。日后这成为我心头的疑问……”
直到成为学者之后，与昔日同窗在英格兰或澳大利亚再度重逢，问及别后并自我检视，“我因此发现很多祖先较早移居南洋的当地华人和西方世界之间来去自如，能在两个世界之间灵活移动。这时我发现自己也被训练得同样能够穿梭世界。”（上卷p22）
1947年一家三口的确抵达了南京，却不是想象中的快乐返乡，更没能安居下来。最终父亲因为病重提前返回马来亚，1948年底，作者也中断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学业，返回怡保。“等待回到中国以及重返马来亚，这两者形塑了我的人生，影响远比我意识到的深刻。如今老迈的我发觉一生中好多环节都可回溯至这两地，也看得见年轻时的故事有双重视角。南京的意象让我想起人生中似乎几度追寻的目标，而怡保则代表了我生活其中并学会珍爱的多元文化世界。”（上卷p3）
史学大家一生艰辛探寻和最终归宿
上卷《家园何处是》结束在1949年10月，王赓武重新规划了人生，前往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就读，回想人生到此的十九年，始终准备前往他方，内心总是困惑不安，“家园何处是”的漂泊感，令他知晓“没有恒常不变的事，变动随时可能降临，人们可能轻易就从根切断”，这对少年而言是痛苦和辛苦的，对一位历史学家而言，却不免暗藏命运的提示。“我在马来一州生活将近十七年，在中国度过十八个月，但有时候感觉我对两边的关心平分秋色。多元社会的牵扯力强大，但中国各层面的文化魅力深不可挡。直到多年后，我才终于体会到两者并不冲突，双方的共存对我变得自然而然。”（上卷p212）
下卷《心安即是家》容量和时间跨度，均三倍于上卷。随着王赓武由马来亚大学到伦敦继续求学、由文学转向历史研究，成家，在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辗转任教及担任行政，直至荣休后长居新加坡，作者的学术探索和人生经历极大地丰富起来。《心安即是家》的作者栏，也加入了重要的同行人林娉婷——王赓武二十岁在马来亚大学认识并结缘终生的妻子。下卷自第三部《喜结良缘》“初识娉婷”一节起，便有机融入林娉婷写下的回忆文字，不仅因为林娉婷是文笔甚至超过王赓武的英国文学爱好者，其回忆文章从几乎对位的角度，提供了两人一生中重要的节点。伦敦成婚，异乡生子，先后迁居五个国家六个城市。林娉婷不仅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能盖起大房子的主妇，是英文教学专家，还是香港大学博物馆学创办人……在共同寻求身份认同的道路上，在踏遍世界的奇特的“流浪生活”中，无论何种境遇，落脚何方，林娉婷总能为家人建造舒适的安乐窝。面对这样一个女性，王赓武在记录、感慨，是林娉婷为他、为全家确立了归属感。那是内在的，也是永恒的。
展读至此，我强烈感受到上下卷的书名，“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一问一答，浓缩了这位史学大家一生艰辛的探寻和最终归宿，这归宿是物质上的，更是情感和精神上的。虽然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时空，作者的际遇、不懈壮志、对女性给予的归属感怀有诚挚的感念，读来深感共情。
电邮请教，一两天内必能得到明确答复
《王赓武回忆录》中求学治学与人事交游记录更为可观，且颇多史料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囿于篇幅，待另行文介绍。
傅高义先生曾说王赓武是“多么出色、睿智的学者，兼具儒家君子和好公民的品性”，我因编辑书稿，与王先生几次电子邮件往来，亦有体会。书稿里遇有因翻译或用语转化的问题需做微调，我斟酌后通过电子邮件请教，一两天内必能得到明确答复，王先生或同意或变通或修正，简洁且敏捷。有一次上午发出，下午就收到解答，时有令人默默感念的体贴，一化心结。
转眼至2022年3月，书稿编定付型，装帧设计方案确定。上卷封面用1940年代王赓武的半身照，少年清俊，眼神与白衬衫一样干净。下卷用两位作者1955年同游伦敦皇家植物园的合影，彼时王赓武二十五岁，林娉婷二十二岁，西装大衣素面，笑意盈盈，身后湖光可鉴。我们选了一款手感温暖的超细绒布做封面材料，尝试直接印刷，除了照片、书名和作者名，不再加任何信息，读者与传主年轻的眼神直接交流。
书出来后第一时间寄往王先生新加坡的家，王先生回邮祝贺工作成功，新书出得很好；上市有反响，是出版社的功劳。这也是王先生的君子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