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博弈》还在翻拍“改革文学”？
越看《大博弈》，越有似曾相识之感。一名干部在一家企业/工厂的危难之际从天而降，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且在与不怀好意的外部/内部势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最终成功地挽救了它，带领它走向辉煌。
(资料图)这是本剧主人公孙和平的传奇经历，也是当年改革文学的固有模式。不仅内容梗概如出一辙，就连“改革文学”里必然会有的那些经典桥段，我们也能从《大博弈》里一一找到对应之处。
比如，改革文学的主角一定是个铁腕人物。孙和平回到北方机械公司后，立即着手拨乱反正，砍掉了许多有编制但不干事的闲人，把接待费以及员工福利统统取消。助手田野和老书记希望他能够徐图渐进，但孙和平坚持认为精兵简政迫在眉睫，执意推动改革。
再如，改革文学的主角一定会遭遇反复和波折，而最终需要依靠（或期盼）上级的决断来拨乱反正。孙和平固然有能力，但北方机械公司能够起死回生，也离不开陈副市长的鼎力支持。正是在她的帮助和点拨下，北方机械公司才能在与汉重集团的博弈里稳住阵脚。
最有趣的是，就连改革文学里一定会有的“控告信”情节，《大博弈》也没落下。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会有保守派对主人公进行男女关系、生活作风之类的诬陷。这一回，是欺下媚上、心胸狭窄的汉重集团老总周到检举揭发孙和平和公关小姐合影，是“影响不好”的。
问题在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1979年，柯云路的《新星》发表于1985年，这些改革文学里的代表作距今已有大约40年了。电视剧并没有标注明确的时间线，但从剧中人物所用的手机来看，故事大概率发生在新世纪后。而电视剧的原作，也就是周梅森的小说《大博弈》，其实是今年刚出版的。
尽管，比起当年的改革文学，《大博弈》里多了对股权改制、资本力量等新兴事物的描写，但大体的叙事结构，还是和上世纪80年代的同类型作品如出一辙，这本身就令人匪夷所思。
“理想与欲望”的叙事模式失灵了？
《大博弈》为什么会这么“复古”？这与周梅森多年来的叙事特色有关。
作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周梅森最擅长的就是从一开场就将他的主人公放置到政治权力斗争的“危机”时刻或权力交接的“微妙”处境中：《人间正道》与《中国制造》中因突然而至的权力交接引发的政坛“地震”；《国家公诉》中由意外火灾而牵动的高端人物的明暗冲突；《至高利益》中由严重污染事件引发的权力中枢核心人物的两难处境；《绝对权力》中主人公刚从国外出访归来就经历的女儿和夫人双双被查处的“惊魂之夜”。周梅森最爆款的作品《人民的名义》起源于汉东省国企大风服装厂的股权争夺以及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长陈海在调查行动中遭遇的离奇车祸。这一回的《大博弈》也不例外，北方机械公司因经营不善即将破产，远在东南亚担任海外销售总经理的孙和平被紧急召回，就任厂长。
作家之所以对上述设置情有独钟，是要在作品的开头点燃导火索，引爆一连串的后续事件，牵扯出复杂的官场背景和微妙的人际关系，从而牢牢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种充满张力的叙事，能将大众的理想（比如《人民的名义》里对贪官的惩治，比如《大博弈》里国有老厂的起死回生）化为既符合社会主流话语又符合受众美好愿望的艺术想象世界。也因此，周梅森的作品近年来一直是影视改编的香饽饽。
这种理想（正能量的主题）与欲望（观众心中邪不能胜正的朴素愿望）高度重合的二元叙事，正是当年改革文学留下的经典公式。但正如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文学在后现代、先锋文学的冲击下烟消云散，今天，上述公式化的叙事也很难将新一代观众的理想和欲望勉强拼合在一个故事里。
道理很简单，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多元化时代。不管是校园爱情甜宠剧还是修仙玄幻武侠剧，欲望可以投射的面向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大博弈》里拯救北方机械公司的崇高理想从一开始就缺乏吸引力。从根本上说，如今的观众很难与孙和平形成共情——北方机械公司为什么就要被拯救呢？只因为它是一家国有老厂？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了。
《人民的名义》的火爆很可能造成了一种错觉，即理想与欲望的二元叙事依然“管用”，但事实上，让观众更感兴趣的可能是剧中官场斗争产生的陌生化效果，而非侯亮平代表正义惩治贪官的最终结果。不久前的《突围》和现在的《大博弈》都没能激起太大的水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理想+欲望”模式残存的艺术生命力，经不起过多的消耗。
只见“上”而不见“下”
当年的《平凡的世界》曾经面对这样的批评：写了孙少平，为什么还要写田福军？其实，小说里出现这么多中央、省级干部，绝不是路遥牵强附会，而是因为改革从来就是一件“从上到下”的事情。但有意思的是，在《大博弈》里，我们只能看到“上”却看不到“下”。本剧从头到尾都是高层干部和企业老总在博弈，而本应该是企业改革主角的基层工人，是完全失语的。
这不是偶然的。在柯云路的《新星》里，李向南现场会审平反冤假错案; 撤换了县委办公室主任，撤换了不称职的镇长， 大胆起用了以前受到打击的有用之才……不难发现，《大博弈》里的孙和平简直就是他的翻版。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是李向南的改革还是孙和平的博弈，核心无非是官员职位的升迁和变换，却根本提不出任何具体的人事制度、监督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建议。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一些古老的改革传统，比如“清官政治”“励精图治”。换句话说，虽然《大博弈》讲的是非常时髦的中国制造如何走向世界的话题，但实质上，作品对企业改制、复杂商战的想象仍然停留在“体制内”的权力斗争和古老中国的官场谋略。
《新星》里有对李向南非常夸张的描述，比如他一天能处理完成40件民生问题，十几分钟解决一个冤假错案，像极了包青天式的解决方式。同样，《大博弈》里北方机械公司到底是怎么重振旗鼓、再现辉煌的，观众根本无从得知，往往是一个“几年后”的字幕，企业就振兴了，腾飞了。与其说这是有意的省略，不如说创作者可能根本没有能力提出一种稍微“现代”一些的企业改革的构想吧。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博弈》里的基层工人确实没有必要出场，因为无论是高层的权力斗争还是人事变动，又和他们有多少关系呢？我们也不得不感慨，中国制造、企业改革这些时代前沿的最新课题已经统统沦为空洞的能指，搁浅在日渐枯竭的艺术想象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