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独占鳌头，译著很快跃居畅销书榜首
1985年3月，西德作家代表团访华，那是中外当代文学交流的新开篇。
“文革”十年，我们闭关锁国十年。结束“文革”，随着改革开放全方位兴起，中国徐徐打开国门，直到1985年，迎来了“文革”后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作家团——西德作家代表团，那是来自西柏林的作家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同年6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回访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中国作家带去了中华民族对德意志民族的友谊，同时也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友好，他们对中国文学悉心关注，渴望了解时下中国的向好发展，中国文学作品一夜间轰动了西德文坛和舆论界。除王蒙、北岛、舒婷、张抗抗等作家外，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独占鳌头。之前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印行了她这部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德文版，译著一经问世，很快跃居畅销书榜首，持续几个月成为新闻、书市的热点话题。
“地平线艺术节”开幕那天，文化中心举行翻译《沉重的翅膀》的发奖仪式。颁奖台上，张洁不无幽默地说：“据我所知，阿克曼（译者）这人很懒，但他能在十个月内完成小说翻译，可见他的不辞辛劳。”其实，译者未必真懒，他是下苦功译出《沉重的翅膀》的，这部小说对于他来说有着深深的魅力。
我们于6月14日晚抵达法兰克福，简单用餐后即转飞西柏林，到达时已逾半夜11点，但机场仍有很多德国作家、文化界人士在等候。我们尚未出海关，已有摄影记者手持十几寸的大照片突破海关口，蜂拥而来，他们要寻找他们需要采访的作家。这其中，张洁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
随后，艺术节拉开帷幕。当天上午，在会场上搭起的临时书摊上，不到一个小时，三百本《沉重的翅膀》便被抢购一空。我们在西柏林逗留十天期间，张洁日日忙于接待，采访者应接不暇，用她的话说:“这几天，我的舌头变得从未有过的灵活。”
那些天，西柏林、西德电台、电视台专门编排了介绍张洁小说的广播、电视节目，各家大小报纸、各种文学刊物也连篇累牍地刊载评介《沉重的翅膀》的文章，各种文章、文学评论及采访录高达上百篇，连一些本来与文学不相干的科技、生活杂志也不甘其后，争相报道。有家媒体发声:“过去，没有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作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赢得如此众多的评论文章，连歌德和诺奖作家托马斯·曼也不曾有过！”直至翌年3月，西德仍时有评论文章见报，我收集了一些访谈录和文学评论文章。在这些采访中，我都在现场，我的身份便是张洁的翻译。
张洁在采访中说：“作家就像猎人，随时随地都在等待”
下面这一篇便是对张洁的采访文章，刊载于1985年9月的德国《商报》，记者是L.芬纳。
自1979年以来，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女性文学异军突起，许多女性作家成为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家。在女性文学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讨、心理活动的剖析及刻画，已远远超出一般文学中仅仅对主人公浅白或折射性的描述。这些艺术上的成就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发挥了突破性的作用，女性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就是中国女作家、《沉重的翅膀》作者——张洁。
芬纳：您是如何作选题的？您是否会突然产生灵感？您要研究、探索，将您的选题付诸现实，或者说，您是怎样着手写作的？
张洁：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的思想永远不会停滞，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周围世界，即使进入梦乡仍在写作。生活具有丰富的内涵，当然要获取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创作重心和写作主题，这并非轻而易举。在我看来，作家就像猎人，随时随地都在等待，伺机捕捉珍稀猎物。我是常常潜心以待的，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芬纳：在您的小说里有许多自身的、带有自传色彩的东西。
张洁：我留神观察，我思考，如果某一桩事情于我感触至深，让人无法平静，其中一点尤其让人着迷，我会将其牢牢攫住不放，到这时我才动笔。然而光是捕捉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探究人的情感世界和人与环境的关系。作者必须具备剖析事物、挖掘主题的能力，并时时反省:写这部作品，主旨何在？期待并将获得什么效果？
我时常拿写作跟掘井作比较:为了求水，人们必须挖掘不止；再打个比方，就像采矿。最初开采出来的只是无价值的乱石，只有不断深掘，最终才能自由采集优等矿石。再经过不断琢磨，直到金刚石熠熠生辉时，人们才能领略它全部的美。无论是掘井还是琢磨宝石，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写作亦是如此。
芬纳：动笔前，您如何着手准备？
张洁：我笔头很快，但动笔之前必须长时间构思。择定任何一个选题，我得有充分的把握，为之我将倾注全部心血，把自己整个的灵魂、全部的情感都投入创作。比如小说《方舟》，那是我用辛酸的苦汁写成的。
芬纳：看了您发表的简历我有这样的感觉，似乎从1980年到1983年是您创作的间歇期。那是一段空白？
张洁：1983年我获得文学奖，但这之前的两年中我只写了一些小品，同时在打《方舟》的腹稿，我想集中精力。为《方舟》我作出了不少牺牲。在那期间，我暂时销声匿迹是自然的事，因为准备一个新的题目，一部更长的作品，我必须养精蓄锐，以便能一气呵成。如果我无休止地零打碎敲，就写不出成部的作品。现在我又想积蓄力量，集中精力写一部更长的小说。
芬纳：在中国，作家协会能起到什么作用？
张洁：它代表作家的利益，它把作家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团体，为他们提供讨论和交流思想的论坛。如果去外地，尤其出国访问，作协会派翻译同行，也为作家订购机票。我们的专业作家每月从作协领取工资，我们有固定的月薪。
芬纳：这些钱够花吗？
张洁：也许相比西方的收入，我们的工资不算高，但是我们的生活开销也要低得多。我国的食品，还有服装都比较便宜。
芬纳：按您这么说，作家无须“饥肠辘辘”地写作，也不必为生计奔波？
张洁：当然，有了固定的收入，我们没有时间的压迫感，可以安心创作。我想，我们这样能更加集中精力，更有效地工作。
芬纳：什么样的人才能加入作协？入会的标准又是什么？
张洁:要加入作家协会，必须首先在文学上有一定的成就。初出茅庐，或者利用闲暇时间写作的青年作家，只有在他们的文学成就被社会承认后才能申请成为专业作家，被吸收为作协会员。到那时，写作就成了他们的专业。
芬纳：您曾提到您的女儿从事西班牙语翻译，把伯尔格思(Borges)的作品译成了中文。要翻哪些作品由谁决定？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了解像德国、美国、英国或法国的当代文学？
张洁：在中国，大量的外国小说被翻译出版。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专门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里有各种从事外国文化研究翻译的部门。此外，大专院校的教授也从事翻译，通常是译者把译稿交送出版社。中国不少省市都有自己的刊物，每期大约出40万字数，也有双月刊，这些刊物五分之四的篇幅用来介绍国内文学，五分之一介绍国外文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要远远超过外国对中国文学的介绍。
芬纳：对您的《沉重的翅膀》再提个问题。有些评论文章说这部小说是“改革文学”中的重要作品之一，是这样吗？
张洁：不。我认为，我的这部小说只反映了这一发展阶段的初期。《沉重的翅膀》在国内引起很大的争议，当然有很多作家同行加以肯定，广大读者对这一主题极感兴趣，而且有人也在写这方面的问题。要是我，可能不会这么做。我从不写别人写过的东西，我要寻求新的题材。我总认为，不创新的写作没有价值，谁都应力求创新，我亦如此，读者也一定这么期望。眼下，国内争相出版我的书，读者抢着购买，所以我的作品也要对得起读者。刚才我已暗示，往下一段时间内我要闭门谢客，蛰居起来，为了写一部更长的小说。
她苦涩的表情一如她的欢颜，也先从眼睛开始
很多时候，大多是作家写他人，别人写作家的则不多，这似乎不太公平。其实，作家本身不仅有写头，也很值得一写，张洁便是其中一例。
和他们在一起，我观察到在中国作家群里，张洁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性格突出、态度鲜明、很有特色的作家。只要她认为一人一事是好的，她便会不加掩饰、毫无保留地去褒奖表彰，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而且容易绝对化；反之，但凡被她看不惯、认为有悖常理的事，她就会不遗余力地、在任何场合加以谴责。从我们初次认识起，她就一直如此，我非常欣赏她的性格，她也以此豪爽本色令我至今难忘。
中国作协外联部除了选派作家组团出访、接待安排外国作家团来访、制定接待计划并做全程陪同等巨细无遗的行政工作之外，还要完成全职能的翻译任务。有一年，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女记者夏明娜要采访张洁，在语言上就需要我去帮助沟通。
为了确保采访顺利进行，那次我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了张洁家。在这之前我并没见过张洁，但读过她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那是我就读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一次回家过寒假时，在北京到杭州长达26个小时的火车途中，在夜色中读完的。当时就既受感动，同时也很佩服作者。
当我满怀好奇心叩开张洁的家门时，应门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操唐山口音，慈祥又热情，这无疑是张洁的母亲。还没等我开口，屋里又传来清脆的喊声：“请进来吧!”声音听上去像是年轻人。
屋内的甬道里光线昏暗不明，我依稀辨认出在里屋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人，那是张洁在自己的房间门口。我环顾一下这个既是工作间，又是客厅和卧室的房屋，只见空间狭小拥挤，客人过三就没了周旋余地。这时张洁端着一只高大的饮杯来到我跟前，是一杯倒得满满的橘子汁。这让我顿时想起了德国人豪饮时用的啤酒杯。
我说：“读过您的小说《爱情悲剧》。”一时紧张，我竟把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错说成了自己刚脱稿的《爱情悲剧》。张洁一怔，回过脸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来没写过《爱情悲剧》。”我很窘迫，急忙解释是自己说错了。张洁听后笑着说：“小金还搞翻译，我也很喜欢外国小说。”
她的微笑从眼睛开始，双眸一亮，眼睑一收，两颊和嘴角向上浮动，构成一副和蔼的面容。“这人爽快、随和。”这是张洁给我的最初印象。
夏明娜如约而至后，说自己准备了10个问题。张洁将问题一一听完后，身子往沙发上一靠，神色十分沉静，起初似乎还有几分矜持，但之后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起来了。
张洁谈到了母亲、女儿和自己日夜不息地写作，此外还谈到要承担起祖孙三代的全部家务，没有帮手，硕大的煤气瓶也是自己一台阶一台阶地往上提。
在夏明娜问到张洁离异后的生活时，张洁谈到因离异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的双重打击。她独自抚养幼小的女儿，照顾年迈的母亲，经济拮据时有断炊；女儿常受邻家孩子欺侮，自己由于营养不良几次晕倒在车间。然而张洁自认是刚强的女人，虽然命途多舛也不能将她击倒。
“我能活下去！无情的生活像鞭子抽醒了我，它吞噬我一分生活的幸福，但练就我十分的生活能力！”
夏明娜被采访对象感动，她流畅的德语变得生硬、梗塞，最后竟然泣不成声。反之，张洁受采访者感染，苦涩的表情如她的欢颜，也先从眼睛开始：闪亮的双眸变得暗淡，眼珠微红，最后落下了成串的泪珠。
饮泣、悲咽，大家都沉默了。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在场是多余的，这种心灵的撞击没有语言障碍，这时的她们不需要翻译。
过了许久，夏明娜承认这是自己记者生涯20年头一次如此动容。
话题转到未来，张洁转悲为喜。记者问她是否希望再拥有美满幸福的家庭？张洁毫不犹豫地引借古代圣经中的传说：“上帝用男人肋骨创造了女人，我一直在寻觅自己能成为其肋骨的男人。作为女人，我更期待有个幸福的家庭。”
那次采访的情景，后来我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国妇女报》上。一天，张洁来作协找我，我把报纸给她，她读着读着，再次流了泪。
在公侯大道碰上她
她的神态像涉世未深的女孩
次年春暖花开时，听说张洁又结婚了。我很想再见到她，当面送上祝福。没想到很快遂愿，我陪同西德作家、出版家、《明镜》周刊特约撰稿人施劳希尔采访张洁。不过这次去的是她自己的家，“我和我爱人的家。”电话里她这么说，“不是娘家。”
施劳希尔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我们找到张洁的三楼单元，楼道漆黑，没有走廊灯。开门者是张洁的爱人老孙，老孙面容清癯，头发花白，但身板看上去挺硬朗。
张洁的新婚住宅与我想象中的简直风马牛不相及。虽说是一套二居室，但两间房加起来不过十七八平方米。小间给雇的阿姨住，大间是他们的洞房。洞房内一张旧铁床占去了五分之二的面积，几把简易的软垫椅填充了角落空当。这里没有张洁放写字台的地方，搞创作她还得回娘家。后来，这位震动全德文坛的大作家，就在如此简陋、狭窄的房间接待了西德及各国众多的记者、作家及中外朋友，包括汉学家顾彬。
我们的采访就在卧室进行。施劳希尔没有因为女主人的声誉和她的境况如此不协调而感到意外。他平稳就座，认真聆听张洁的一言一语，把全部的兴趣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身上，关注着她的每个动作和每点表情。
张洁一再抱歉环境拥挤，招待不周。施劳希尔却说：“我是来拜访一位有名望的作家，不是来参观豪华宫殿的。”
采访很顺利，客人辞别时，张洁将自己的一本小说送给施劳希尔并写下赠言：“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给予什么。”这正是张洁的人生观。
之后再一次见面，我问张洁：“跟老孙的小日子过得怎样？满意？”张洁按捺不住地笑，一个劲儿地点头：“满意，满意！”
张洁的新婚印证了一句话：“因为有爱，一个女人会心甘情愿睡地板，哪怕冬天也是温暖的。”她和老孙两人虽然半路夫妻一场，最终又劳燕分飞，然张洁还是度过了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张洁性格刚硬，一旦深交便能发现真正的她。我曾在柏林街头与她邂逅，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公侯大道碰上她，她的神态像涉世未深的女孩，眼睛里射出惊喜的光束。她紧拽住我不放手，仿佛怕我从地缝里消失。她紧紧捏着我的手过马路，边走边说：“汽车太快，轧死你我赔不起。”我问她去了哪儿，她说“逛商店啊！”是的，像个孩子，又像个主妇，这才是完整的她。
附文：
我来德国后听说了些张洁的晚年生活。还能回忆起，我2008年因一次拍摄任务回到国内，在京与她及其他几位作家共进晚餐，听她抱怨生活得不容易。
后来读到文章得知张洁去美国到女儿处前，已经开始处理个人物品，她常常给朋友发出这样的邀请：“你过来看看，有没有你用得着的？喜欢就拿走，剩下的我处理了。”她的衣物、首饰、日常用品、摆件、纪念品……她都让人从她家里搬走。她曾挚爱的书籍、画册、客厅里挂了几十年的画，都成了她顺手送走的礼物。
看来张洁的性格几十年一贯如此，要么一百，要么零。她曾说：“我一辈子不愿意麻烦别人，也希望死后不给人添麻烦，能安排的事自己预先安顿好。”她甚至不希望有谁再回忆起她什么。
想来怎不让人感到无限的悲怆！
2022年12月20日于德国慕尼黑
金弢（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