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学者宫本一夫曾说，美洲发现之前，世界史如“板凳”，欧洲文明与东亚文明相对独立发展、各具特色，就像“板凳”的两条腿，而内亚文明如“板凳”盖板，将欧洲文明与东亚文明串联起来。只是两条“板凳腿”的史料多，人们更关注；“板凳盖板”的史料少，常被忽略。
此说提醒我们：只读东亚史，或只读欧洲史，难免认知偏差，会忽略多种传统互动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近年来，“内亚传统”成历史爱好者们眼中的热词，说明人们对“板凳盖板”的好奇心渐增，渴望补足相关的知识短板。
然而，想搞明白“板凳盖板”，绝非易事。
(相关资料图)其一，名词太多。特别是人名，伊屠知牙师（王昭君的儿子）、拓跋什翼犍（北魏先祖）之类茫不可解，且在史书中，有多个呼韩邪、屠各、莫弗、乙伏等，让人凌乱。
其二，记载太少。研究内亚，离不开古代汉语文献，但相关记载模糊，比如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有的史书称他本名拓跋开，字涉珪；其他史书则说他本名拓跋什翼圭、拓跋翼圭、拓跋涉珪……这种模糊，造成“内亚人群是野蛮的，只能单方面学习中原文化”的刻板印象。
其三，历史发展逻辑模糊。内亚以游牧为主，地瘠民穷，可在历史上，新兴族群常能快速占据广阔领土，乃至颠覆中原政权，则“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的原因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读书，方知罗新先生《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九色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的魅力。本书首版于10多年前，此次又加入5篇论文。对于能硬着头皮“啃”下来的读者，可得醍醐灌顶、眼界大开之乐。
读懂内亚史，需破两大误会
首先，不可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视为民族：它们本是一个个政治体，伪装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事实上，它们均由多民族构成，在文化习俗、统治合法性等方面，有传承性。
其次，不可用中原人的姓名方式看内亚。游牧民族多以“官号＋职位（书中用词为官称）”称人，官号“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须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即“行能”。老上单于、乞伏可汗之类，犹如汉语中“胡子旅长”“秃头厂长”等。“官号＋职位”有点类似于汉语中以庙号或谥号称呼人，如唐高宗、宋太祖，但死后才授予，“内亚传统”则用在生前，作用近于姓名。
由此可知，拓跋不是姓，而是“官号”（拓）与“职位”（跋）的组合。“拓”即国土，“跋”即主人。“跋”也被译成拔塞、俟斤、匐、发、弗、乙佛等，在内亚的不同时期均有，既非“姓”，也非“族名”。
同理，慕容也不是“姓”，而是官号莫护的另译。其先世慕容拔（莫护跋）曾任后燕将军，慕容本意可能是大河，也可能是富，慕容拔其实是“大河主人”（或“富主人”）。
用“官号＋职位”称人，在古代社会是常态，埃及、暹罗、缅甸、古希腊均如此，印第安人也如此。王国维先生发现，中原早期也是“生称谥”（谥号在生前使用），他说：“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说明人类发展有共性。
草原贵族为何还有“字”？
遗憾的是，古代汉语文献遮蔽了人类发展的共性。
以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为例，他的多名中，什翼、珪、涉珪可能是同一个词，都是职位名，也译成乙旃、涉归。在史料中，慕容廆（前燕武宣帝）的父亲就叫涉归……其实，慕容廆的“廆”，就是拓跋珪的“珪”，都是职位。拓跋珪、慕容廆等可能压根没有汉语名字，他们的鲜卑真名被完全忽略了。
这些历史作者还有一大问题：将“内亚传统”硬性纳入中原的姓名传统中。
比如这些草原贵族都有“字”，是其本名的汉语音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便“字佛狸”。宋代辛弃疾的名句“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即出于此。其实，拓跋焘的“官号＋职位”是佛狸伐，佛狸也译成符离，本意可能是“狼”，伐即跋的另译。汉化后，有时称为“佛狸”，有时称为“狸伐”，“狼主”的霸气尽失。
这种“汉化”，把不同传统的融合，塑造出“中原传统压倒内亚传统”的幻觉，给后人理解历史造成巨大障碍。
通过步步深入，《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破除了古代汉语史料中的诸多“迷魂阵”、为阅读文献提供了方便。除此之外，还有三大价值。
看清历史的种种幽暗
古人同辈间可直呼名，至魏晋南北朝后，只能呼字，呼名被视为不敬。以往多解释成“古人质朴”，或“名只能给父母叫，让别人叫是不孝”，了解“中古北朝名号”，可辟谬说。
北魏孝文帝是“赐名狂”，比如将伏鹿孤贺鹿浑改名陆叡，石洛改名穆泰，可能是为改变当时洛阳“雅爱本风，不达新式”，不愿接受汉文化之弊。不仅如此，孝文帝还特别爱给汉人赐名，比如改杨延庆为杨播，改杨延椿为杨椿，改杨延祚为杨津……
这么改，源于“汉重单名”。此说出于《公羊传》，有“讥二名，二名为非礼也”。王莽时，要求匈奴各部单于改成单名，一些单于为讨好，果然起了汉语单名，在实际生活中并不使用。这误导了孝文帝，以为单名才是中原传统，赐单名可强化自己“中原文化守护者”的身份。
赐名太多，受赐者记不住，旁人亦不能尽知。受赐者将旧名变成字，由此才有了“以字行”。
正确理解历史发展规律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R·瑟维斯将初民社会到国家分成“群队—部落—酋邦—原始国家”四个阶段：部落是选贤制，酋邦始世袭，进入国家，则需从“兄终弟及”转向“父传子”。
匈奴时的游牧国家是“帝制联盟”，战则共主，平时各自独立处理内部事务。进入中原后，临时战争变成长期战时状态，“内亚传统”的专制性增强，内部事务交中原式官僚机器处理。在“内亚传统”中，直勤（又译特勤、特勒等）制度曾是基石，直勤即皇族，在与中原传统的博弈中渐衰落。考察直勤兴衰，即知游牧国家的发展阶段如何，堪称是发展阶段的“晴雨表”。
以北魏为例，献帝邻以前的君主无世系，应属“群队”或“部落”阶段；献帝邻后，皇族兄弟轮流坐庄，进入“酋邦”阶段，重建了直勤制度；至道武帝改革，“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完成了从“酋邦”到“原始国家”的转化，直勤制度衰落。
通过北朝名号更迭，可见“内亚传统”自有积累，日渐成熟。通过阶段性传承，该传统也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游牧政权得以一次次压倒农耕政权。内亚地理环境特殊，“中原传统”难适应，只能依靠“内亚传统”，深入考察它，才能突破“游牧人缺乏文化，天生好战”式的偏见。
读懂世界史的大趋势
在《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把1405年视为全球化的开端，与此前人们更多聚焦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迥异。
约翰·达尔文认为，“君士坦丁堡陷落”使得欧洲到亚洲的贸易线被遮断，导致地中海商圈衰落，威尼斯、热那亚等国失去东方客户，走向衰落，而欧洲西缘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不得不开启大航海时代，引发工业革命和全球化。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夸大了“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作用：1405年，帖木儿大帝在远征明朝途中病死，东西方商路已断。
帖木儿之死是在“板凳盖板”上建立帝国的最后尝试。在历史上，在东西方夹击下，“板凳盖板”上的帝国两面受敌，资源消耗太大，无法长期支撑。蒙古帝国崩溃后，奥斯曼文明、俄国文明、欧洲文明崛起，争抢“板凳盖板”上的帝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它们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成功扩张了自己。
在古代汉语史料中，“内亚传统”半遮半掩、若有若无。厘清北朝名号变化固然枯燥，似乎不是业余读者的“菜”，但历史进程中没有局外人，我们都注定生活在其中，会被它裹挟。所以读扎实文章，了解确定的知识，亦属人生诸多义务之一。毕竟，越了解历史，我们就越了解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