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提克威或许是当下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德国本土导演，这是他之前的几部电影，即《罗拉快跑》《香水》《云图》的成功所带来的。如今人们将其看作当代德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但他却似乎无意于业内学院派的褒贬，不像“柏林电影学派”那样征战各大电影节，而是像明星一样与大众媒体保持着互动，在德国本土可谓大众熟脸。近年来，汤姆·提克威少有电影产出，而是将精力投入到一部名为《巴比伦柏林》的剧集中，这在欧洲电影导演里是不多见的。
通常，剧集（从电视到流媒体）比电影有更强的大众娱乐产品属性，收视率等大数据常常是首先要考虑的。拍电影和拍剧集是两套不同的思维。剧集要令人欲罢不能，巧设悬念，故事要大众容易理解，不能过于复杂，更不能温吞。如今很难设想，如果一部剧集不够“爽”，怎么能吸引住电脑面前的目光？正如法国思想家利波维茨基所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超现代”，我们需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更加”。观众需要更“爽”，需要更出人意料的剧情，需要更多的为反转而反转，需要更“火爆”的名场面，以及更多的投资。
全四季
(资料图片)到位的娱乐性
兼具传递“秘密信息”
当汤姆·提克威投入到德国天空电视台改编自畅销小说的剧集《巴比伦柏林》中的时候，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恐怕还是收视率/流量的问题。作为德国本土电视台，天空台显然无法和“奈飞”的资本实力抗衡。而且，“奈飞”已经深入到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制作本土化剧集，而且往往都是使用一些本土元素的“爽”剧（例如在韩国制作的剧集），他们至少要做到和奈飞一样“爽”才行。天空电视台起用汤姆·提克威，恐怕正有一些杀出德语圈，与奈飞这样的流媒体抗衡的意思。
我们无须用超出电视剧集的艺术标准去要求它的“艺术性”，从一款大众娱乐产品的实际功能来看，《巴比伦柏林》不仅可圈可点，其精良的制作和到位的娱乐性（悬疑感），基本上可以把目标客户锁定在电脑屏幕前，为大众提供能理解的一种通俗历史想象。更重要的是，就像一些更有意思的大众文化产品那样，它同时也传递了作者的“秘密信息”，就像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叉的花园》里的那个主人公利用大众媒介的传播力量把他真正想传递的情报公之于众，但“懂的自然懂”。这部剧的“秘密信息”就是，它提供了对于魏玛共和国时期整体的精神状况进行反思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反思是投递到当下语境的。从这个角度看，它又“小众”了些。“小众”指的是，要对那段历史有些了解，并持有某种好奇心。
前三季
还原一场集体的梦魇
看过前三季的观众或许会留意到，这部剧集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带有某种偏执的个性，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警官还是罪犯，富豪还是乞丐——他们都显得神经质，仿佛总是在梦魇中，或是焦虑恐惧，或是狂热兴奋。导演的运镜和后期处理也渲染了暧昧、令人不安的色彩。这与其说是凶杀悬疑剧情的需要，倒不如看作是导演的隐喻。汤姆·提克威显然不满足于拍一部HBO式的旧时代刑侦犯罪剧，他有更大的野心。这不仅体现在剧集宏大的体量，奢华的、历史还原度极高的场景，巨额的预算，还体现在多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的架构——只有最有自信的那些导演才会这么做。就目前前四季的情况来看，《巴比伦柏林》基本可以看做是一场对“第三帝国的到来”的讲述：尽管到目前为止深度欠奉，但它依然还原了一场大梦的特质。
尽管无法详述，但稍许回溯该剧的历史背景还是必要的。我们可以看到，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身为当时欧洲第一经济体的德国并未实现前首相俾斯麦所期许的世界强权国家，而是战败了。战败的民族自尊心受辱感，加上战争赔款，高失业率，黑帮、犯罪横行——这些因素都使为了避免布尔什维克上台而匆匆成立的魏玛共和政体充满不稳定因素。而192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又给其重重的一击，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经济局面大崩盘，纳粹乘机夺取了政权。
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纳粹的上台，但它并不是一开始就上位的，而是经过意识形态操弄，尤其是与希特勒简单粗暴又精准的语言煽动与暴力行动密不可分的。民族主义、民粹思潮的汹涌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还有更多的其他因素）。虽然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的源头，但它并非德国独有，甚至全欧洲都有法西斯运动、反犹主义，可只有希特勒将其发挥到一种极致。奥秘在于他懂什么是“群众”。纳粹正是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以“群众”代言人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纳粹深谙，这种处境下的“群众”只需要给他们指明“敌人”是谁，就会跟着自己走，并成为一种难以估量的力量。当然，犹太人早已作为最理想的“敌人”被提供给群众了，希特勒的洗脑术成功之处在于：他混合了阴谋论，把国内这些“贪婪的犹太银行家、大资本家”描述为内奸，是他们和外国的敌对势力一起，欺骗、剥夺、榨干了雅利安人；不仅如此，他们还败坏了德意志的道德基础，魏玛共和国呈现的多样态的现代主义文化被描述为“道德败坏”（“巴比伦”指的就是道德沦丧、淫靡的一面），要解决他们，消灭那些好吃懒做的、淫乱的“边缘人群”，重现雅利安的荣光……就这样，希特勒用“让德国再次强大”的口号，在“群众”心里燃起了重回神圣罗马帝国的美梦。那么，为什么可以，又如何“消灭”呢？纳粹洗脑术借助对“科学”（比如遗传医学、达尔文进化论）的简化和歪曲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因为科学已经代替信仰，成了新的神祇。
这是一场整个民族的高烧，并由此通向了二十世纪的人类浩劫。这个过程中，某种思想进路的危险性昭然若揭。但是它如同一个幽灵，随时会返场，所以它一再被反思，一再被用种种媒介“再现”——类似的情境今天依然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演。但一个事实在于，无论此时或彼时，这场高烧刚露苗头的时候，都有不少警觉者试图使其“退烧”。《巴比伦柏林》展示的是这个烧起来的过程，这是一场集体的梦魇——就连大哲海德格尔也未能免于诱惑。
第四季
危机四伏的“黄金时代”
第四季从1930年的跨年开始。这个跨年夜，有钱人纸醉金迷，赤贫者沦落犯罪，纳粹冲锋队打砸抢烧。正是这一年，纳粹党一跃成为魏玛共和国第二大党，离希特勒上台的日子不远了。在这一季中我们看到，男一号，柏林警察局警官格里安·拉特的任务是打入纳粹冲锋队当卧底，阻止希特勒成为党魁。而女一号，夏洛特也正因为理解到这一点而与格里安旧情复燃，并加入到他的阵营。这也是情节推动的主线。这样设置对于通俗时代剧来说倒也合情合理。当然，今天的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就多了那么一点悲壮的无力感。
也是在1930年，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写下了《时代的精神状况》，为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做了一次扫描。其中他对“群众”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这里的“群众”和中文语境下的“人民群众”是不同的，它或许更接近于尼采所谓的“矮子”。雅斯贝尔斯体察到“群众”与技术的密切关系。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群众”意味着拉平一切的思想，不愿意容忍独立与卓越，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成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这机器对于真正人的生活的世界是一种毁灭性的威胁。”他还敏锐地指出人们对科技的迷信：“更一般地说来，它是一种对知性材料的信仰，把知性材料当做无可置疑的正确的教条。几乎人人都受到这种迷信的支配，即使有学问的人也不例外。”
这样的扫描意味着当时绝非没有人意识到时代的症候。后来海德格尔的学生汉娜·阿伦特用“平庸之恶”做出了更简练的概括。然而，就像凯撒说的，骰子已经掷出……
魏玛共和政体是非常脆弱的，但它同时也被描述为一个“黄金时代”。或许，正是因为有一个危机四伏、动荡的政治环境，那些不完善的对于民主、自由的主张才更有些动人之处。这个时期的柏林从治安上看是危险的，但从文艺上看却是迷人的：文学界有托马斯·曼，戏剧界有布莱希特，音乐界有勋伯格，美术界有格罗兹、康定斯基，电影方面弗里茨·朗拍出了《M是凶手》，而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建筑。或许，这种松散的、妥协各方的共和政体正允许了某种波希米亚精神的张扬。毕竟，就连希特勒本人刚从奥地利来到德国的时候也是个波希米亚式的文艺青年。在柏林似乎人人都是微醺的——这种张扬、放肆、且有纵欲倾向的气息让每个人都仿佛身处巴比伦。
第四季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时代之音——赤贫家庭出身的警官助理夏洛特到处寻找一张流行的爵士唱片，歌曲叫做《千金难买的一天》（Ein Tag wie Gold），几天后她还将在此歌声里参加跳舞马拉松。这首慵懒迷人，有着颓废、虚无气息的神曲宣扬及时享乐，歌词就好像对时代气息的概括：“这一天价值连城，就像十万伏高压穿透心神，夜幕丝绒般降临，最美不过此夜，机不可失……这千金难买的日子，所有美好都明码标价，生命的微光里，难道还需要小心翼翼？”这些醉生梦死也是魏玛共和政体离“坚实”还很远的一种体现。
突破
直面历史上的“平庸之恶”
夏洛特的“人设”是讨喜的，很多方面都能引起当代观众的共鸣，她独立、聪明、自信、大胆，又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她经常在道德边缘游走，却又有自己的底线；她有顽强的、如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的生命力，她的故事线就是从一个又一个泥坑里挣脱出来。即便如此，她的出身以及不明的父亲身份都预示着在希特勒上台后她可能不会有好日子过。她和格里安算是梦魇时代能保持些清醒的小儿女。但是就像大多数情节剧那样，她身上似乎太多巧合（自带女主光环？），而且言行有时候似乎过于轻率，以至于折损了她“聪明”的可信度。
虽然剧中的“反一号”温特就是纳粹代言人，他的故事线也展现了纳粹思想的进路、逐渐上台夺权的过程，但是这个形象却没有更大的突破——银幕上已经有过无数经典的纳粹形象。他所提供的形象与大众的纳粹想象类似，还不如公然篡改共和国法律的福斯法官给人印象更深刻。著名德国演员拉斯·艾丁格（他也是电影《波斯语课》的主演）扮演的“富N代”阿尔弗雷德倒是有些意思——这倒不是因为他言行做派抓马、狗血，而是诠释了在纳粹上台的过程中，“上层”的平庸之恶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皇储为纳粹站台，富豪们更是为其提供了资金，他们被纳粹许诺的美好雅利安未来激起的迷梦一点都不比“底层”少，而且因为他们掌握资源，造成的后果就更为严重。在第四季，阿尔弗雷德展示出他隐藏在“被母亲压制的可怜儿子”这一面具背后的贪婪本性。他不仅通过豪赌操纵股票导致无数人家破人亡、自己成为首富，还联手纳粹，想“上天”——但他不是为了探索宇宙奥秘，而是实现更强的控制欲。这和纳粹将科技理解为更强的杀伤性武器如出一辙。
当然，尽管说某个历史时段是一场迷梦，但并不意味着应该将自己的随波逐流推脱给“时代”。剧中同样有很多小人物能够做出自己的抉择：例如从“冲锋队”逃走，和心上人私奔的少年莫里茨，以及纳粹报纸的“笔杆子”雅各比——他本来只是为了“恰饭”而做这份差事。当意识到对于他这种还有些人文理想的人来说，这份饭根本难以下咽的时候，雅各比果断将稿纸揉成一团，走人。
剧中真正的“宝藏男孩”是“佛陀”，他的原型是世界刑侦史上的传奇人物甘纳特。甘纳特诨名“佛陀”是因为他庞大的体型；他还有一个外号是“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胖子”（因为当时柏林警察局就在亚历山大广场）；经历过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三种政体，他正是“连环杀人狂”这一术语的发明者。他经手的奇案无数，比如著名的彼得·屈藤连环杀人案。同时还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这在剧中也时而可见。在接下来的剧集中，他应当还会发挥更多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