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面世三十周年暨陈忠实逝世六周年的时候,我郑重地推出了评论集《不朽的丰碑:〈白鹿原〉》。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白鹿原》确实是一部很好的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
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推出评论集《不朽的丰碑:〈白鹿原〉》,是为了向读者介绍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经过,以及《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曲折经历。从我与陈忠实四十多年交往的诚挚友情和亲身经历出发,详尽地解释了《白鹿原》的四大特色: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白嘉轩等人物可视为艺术典型),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我作为一个编辑,高度的评价《白鹿原》是一部生动、深刻的“民族的秘史”,反映了陕西渭河平原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变迁,描绘了一轴斑斓多姿的农村社会画卷。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一部壮美恢弘的史诗巨著,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资料图)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生前撰文指出:“《白鹿原》有一种说不完、挖不尽的品质,这恰恰是经典作品特有的品质。”又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经验,比来比去,大家还是觉得《白鹿原》的深邃度、厚重程度及其巨大的艺术概括力,显得更为突出,把它摆放在当代世界文学的格局里也毫不逊色。”(见《〈白鹿原〉的经典相》,载《人民日报》2016年6月17日)
评论家白烨也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地指出:“迄今为止,《白鹿原》的巅峰位置在中国长篇小说中是不可逾越的。”
社会上的反响证实了雷达和白烨对《白鹿原》的高度评价。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南京,由众多评论家评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优秀作品时,《白鹿原》都稳坐第一把交椅。
然而,当 1992 年《当代》第6期,1993年《当代》第1期连载《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3年6月出版《白鹿原》的单行本以来,虽然海内外反响强烈,五个月就加印了五十多万册,一时“洛阳纸贵”,但是也有不同的质疑声音。不要说获大奖,在某些政府奖的评奖中,《白鹿原》连候选的资格都没有。亲历这些事情的我,不等领导打招呼,便自动起来为《白鹿原》呼吁、呐喊。因为我的编辑理念是一定要挺身而出,为自己认准了的优秀作品辩护,与它共荣辱,与其作者共进退。这样,便陆陆续续写了集子里的十几篇文章。
去年春天,在从办公室带回来的尘封的纸箱里,又发现了陈忠实给我的六封信。四十多年来,我们之间的交往不知有多少次,我们之间的通信总共有几十封之多。现在找到的忠实给我的二十三封信,虽然只是我们之间通信的一部分,但也足以证明我们深厚的情谊,也足以说明陈忠实创作的艰辛。忠实在1990年10月24日的信里对我说:“《白鹿原》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的全部而为之的。”后来,在新发现的六封信里,他又说:“我当然记得20年前您初到西安约我写长篇的事,之后的几年里一直在鼓励我写长篇,20年后交给您一个答卷,得您首肯,在我就十分慰藉了。当然,在做这部小说写作之初,自觉是踏到一个关键的步子上,咬牙吮血也要跨出这一步。”可见忠实为完成《白鹿原》简直可以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他对《白鹿原》的重视可以想见。又说:“原以为你真的不能参与处理这部书稿了。看来是大幸,也是我的缘分。”(1992年7月15日信)
正因为这是20年前的约稿以及陈忠实与我、与《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几十年来建立的情谊,所以,虽然后来有其他出版社来约稿,陈忠实仍明确地说:“尽管这期间有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四五家来人来信约过稿,我都婉辞搪塞了,我是白鹿原人,守恪信义。”(1992年4月24日)由此可见忠实和我、和《当代》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深厚情谊是不可撼动的。
有了陈忠实给我的这些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信件,有了叶梅珂解读新发现的陈忠实的六封信的《自古青山遮不住》,有了我和赵凯关于《白鹿原》的对话《文学依然神圣》,有了缪俊杰老友及其大作《平生豪壮二编书——著名编辑家何启治印象》作为代序,特别是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臧永清、李红强同志的鼎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不朽的丰碑:〈白鹿原〉》这本小书。
《白鹿原》的出版,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文学依然神圣,文学依然大有可为。我深深感谢《当代》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文学平台,也无愧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