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于鲁迅作品的评论著作，当然是多得数不清。但在鲁迅在世时，关于鲁迅作品的系统评论著述，应该是不太多的，李长之先生那一册《鲁迅批判》尤为特别。
这是一本完整、系统的论著，作者在出版前曾把原稿寄给鲁迅先生过目，让他提意见。在这本书的《题记》中作者记道：“鲁迅先生是看见过付印之前的稿样的，他很帮忙，曾经订正过其中的著作时日，并曾寄赠过一张近照。那张照片的大小是像明信片样的，从背面看，见出是自一张硬纸上揭下的，我曾让书局照了原来的大小，印在书面上。”查《鲁迅日记》，果然有“复李长之信并附照片一枚”的记录。
这是鲁迅生前批阅、认可的一部“批判”自己的书稿。其中让我感觉特别的是一个小节——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这种如此“不稍假借”的题目，让看惯了不温不火的评论文字的读者吃惊不小。具体论述的用词也十分直接：“我觉得鲁迅有几篇东西，却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他还特别点出了篇目，在《呐喊》里是《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和《端午节》，在《彷徨》里是《在酒楼上》《肥皂》和《弟兄》。在根本上，他认为，“鲁迅更宜于写农村生活，他那性格上的坚韧，固执，多疑，文笔的凝练，老辣，简峭都似乎不宜于写都市……转到写都市的小市民，却就只剩下沉闷、松弱和驳杂了”。
对这些说法和判断，我并不完全赞同。我十分喜欢他列出来的“失败之作”中的小说《在酒楼上》，它有着鲁迅特有的沉郁风格、深入心灵的哀感和难以排遣的人生慨叹。至于说到全篇的手法都是以一个人物的口头叙事来展开，那也是各人的文学理解和欣赏偏向的问题罢了。如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名篇《吉姆爷》，整整一大本几乎是“一人的单口演义”，小说对于人物刻画的深刻，与《在酒楼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就在李长之看似“武断与冒失”的词句下，我们却感到了一种热情、直爽和真诚。从整一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对于鲁迅先生是最为崇敬和仰慕的。而他同时也是深刻理解了文学评论的实质和精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真说好，真说坏，有了这两个“真”，即使用笔如此“狠、辣、重”，却并不特别让人反感。相比那些过度揄扬或过度贬责的评论文字，更加温暖和贴近人性。
当年，李长之不怕这样的文字让鲁迅本人过目，或由其诚恳与真实而来，也是对鲁迅先生的坦诚有所信仰。果然，鲁迅明白且尊重这个青年人的真诚，没有提出除了事实细节之外的任何意见，并且友好地提供了自己的一帧近照供使用。当然，由于作者年轻、不成熟，鲁迅当年对于他的一些论断并不完全赞同，鲁迅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说：“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我们细细体会这话就可以知道，在年轻人看似“胡说乱骂”的词句中，鲁迅感受到的是“胆子大”的可爱与率性，而且，只要“胆子大”与“潜心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那么成就便会更大了。
《鲁迅批判》的“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让人感到痛快。在有些语境中，就事论事并不当作一个“好词”来用，但真要做到“就事论事”实属不易。如果总认为“事外有事、论外有论”，说好不是好、说坏不是坏，无穷无尽，那么人类那宝贵的诚恳与直率就会渐行渐远，这是多么可惜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