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之前，以中国女性为主题的学术著作是绝对鲜少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类学术著作的空窗才有填补。《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作者——东亚史学专家伊沛霞说：“这些著作大多数都尝试使妇女成为构成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要使用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同样使用的工具考察与女性生活相关的观念、行动和制度。”言下之意，此类著作是为了在历史研究领域给予女性，尤其是东亚女性、中国女性以应有的地位，以平视的角度、相同的研究手法、研究工具给予这一题材以相同深度的挖掘，实现题材的拨乱反正。海外汉学有关中国女性相关主题的著作出现得早，1993年出版的《内闱》被誉为海外中国妇女史的开山之作，其研究角度与前人迥然有别。
晚清时期，许多传教士在以中国为主题的写作中，用白描的手法将彼时中国女性的生存方式留影。二战结束后，有关东方、中国的海外汉学专业学术著作呈井喷式出现。与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缺少学术研究目的的传教士作品相比，这些作品截然不同，它们往往基于严肃且公允的文明比较史观，对中国文明进行深度剖析与勾勒。但在伊沛霞眼中，这些作品多数着眼于中国文明的父权、宗族、礼教、家长制等内容，而女性并不是研究重点，仅仅是上述核心点的研究侧面。
一部分学者和为数相当众多的读者认为，研究侧重点之所以偏离女性，是因为，女性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在变化范围之外，与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无关，属于对外界环境的接受者，故而历史研究侧重点的偏离是合乎情理的。而伊沛霞认为，即使在古代中国，女性与历史发展主线之间的距离也并不遥远，是游离而非脱离。尤其在宋代——《内闱》的研究背景，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漫长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女性参与了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进程。宋代女性往往过着与道德礼法要求不尽相符的生活，并追求着“当代历史所谓终极目标中的自由与参与”，很多未曾留下姓名的宋代妇女在有限的环境下，面对这陈规旧矩、社会的苛求，依然顽强地争取着、斗争着，“哪怕这个世界似乎构筑了她们的弱势，她们还是其中非凡的即兴表演者”。
伊沛霞称其选取宋代作为研究背景，是因为宋代的女性面临两种反向作用力：一是，女性处境在宋代明显变得恶劣；二是，女性拥有相对较大的财产权。这两个相矛盾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女性斗争的结果，一方面也体现了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具有多样性的阶段样貌。基于上述特点，伊沛霞将此书的研究重点置于婚姻生活。婚姻是女性与女性所面对的父权夫权发生冲突与调和的主要场景，婚姻所涉及的财产分配与权柄掌管，婚姻所形成的各类关系以及每条关系纽带中所涉的各方地位与相互作用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研究领域。
在宋代笔记、见闻录等书籍以及墓志铭、法律文书等史料中，可以大量发现，时人以之为美德的，更多时候是对女性的压迫。绝不能从宋代女性有财产权这一点就认为宋代法律对女性友善，其实，父权夫权的压迫依然存在。另外，缠足这一陋习大兴并成型于宋代。伊沛霞指出，缠足是对女性美的标准以及女性行为方式的彻底改造，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宋代，更加说明了对中国女性而言，宋代转折点意义之浓厚。
宋代承唐之后，对唐代女性相对较为自由的风格有所承袭，而更为进步的是，对女性财产权的保护是成体系且卓有成效的。而宋代同样是程朱理学成长并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在这套制度下女性的从属地位被锁定，享受的权利极少，所受的限制与压迫又极多。同时，直接戕害身体，通过影响身体来影响行为的缠足制度也从萌芽到占据统治地位，从审美出发点发展成为了普遍且必备的道德要求。
宋代总体对待女性这种赋权并压迫的态度，与伊沛霞口中中华文明“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在经过背离后仍然可以回到原有均衡点”的总趋势相映成趣。女性有如围绕着父权与宗族这一时代主轴，通过身份赋予、法律约束、道德标准、审美要求这些时代重点时而得到空间，时而被压迫回主轴，起伏游离，环绕主轴前进。
因此，研究女性等于研究中国文化，可以研究在变动的，如同财产权、改嫁等具体行为，也可以研究不变的文化前提，如同道德伦理关系，《礼记》等经典文本。无论研究什么，都是对中国文化整体，又或是女性权利问题，进行的更有深度的思考。（作者为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