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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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正的背后，是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歌运动和文化蓬勃发展时代，对大陆的听众来说，更是代表了告别斗争年代，回到“人”的美好生活，开眼看世界的日子。
2月15日下午，不少坐在办公桌前、担忧着房贷车贷自己会被chatGPT取代的中年人刷到这么一条消息：70岁的前歌手、明星刘文正于2022年11月因心肌梗塞去世。
在一个连吵架事件都能在一个小时内传遍全球的时代，一位名人，哪怕是“前”名人，去世后4个月才为人所知，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类似的可能只有同时代的同为那个年代象征的凤飞飞。
一个评论说，刘文正和原节子、嘉宝很像，退出后谁也不给看（至少是公众）自己年老的样子，就像一把火，大火之后迅速成为灰烬，再不留恋。
毕竟，那个《冬天里的一把火》（由与刘文正齐名的高凌风首唱）的年代，终究是过去了。
网络时代的反应很快，各大新闻网站和自媒体迅速整理出刘文正的经历，他的几首代表作《三月里的小雨》《兰花草》等的播放量和评论直线上升。虽然也有人指出，《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原唱分别为叶佳修和潘安邦，这并不影响人们怀旧的情绪。
然而16日，消息“反转”，公布消息的经纪人改口否认，称刘“尚在人间，但一心要永不见人，故要求放出逝世的消息”。消息一出，广大哀悼的人们哭笑不得。
其实类似的“假传逝世”消息并不新鲜，也不只发生在刘文正身上。尤其是这样已经退出公共场域的前公众人物，隔三差五，总有消息传出来，撩拨人们早已静默的神经。
严格来说，他们在公共场域已经“死亡”，对公众来说，他们的存在已经不再具有意义。说得残酷一点，这样前公众人物去世的事件，或真或假，最大的价值，就是让人们重新想起那个时代，如戈达尔让人想起新浪潮、郑榕让人想起《茶馆》，何平让人想起《双镇镇刀客》和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电影，顾嘉辉让人想起80，90年代的港乐。
刘文正的背后，是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歌运动和文化蓬勃发展时代，对大陆的听众来说，更是代表了告别斗争年代，回到“人”的美好生活，开眼看世界的日子。
1975年，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作品发表会，开启台湾地区校园民歌的序幕，而同一年，根据“民歌大事纪”，“国语流行歌曲被指为靡靡之音，成为众所批评的焦点……新闻局禁唱《我恨你恨到底》等91首歌”，但同时“卫生单位购入2台保险套自动贩卖机，1元硬币可以买到3个”。
这是变化的前夜。
1976年，台湾地区教育厅将陆海军军歌列入音乐课程，普遍教唱，近1000名演艺人员签署生活自律公约，一位歌手在高雄登台擅改黄色歌词被拘留7天。也正是在同年，陶晓清以电台广播人的身份，联合了广播界与文艺界人士，召开“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包含了胡德夫、杨弦、杨祖珺、吴楚楚等民歌运动健将。陶晓清此后被誉为“ 民歌之母”，而她的儿子，作家马世芳也常常以此自嘲“那我就是民歌本人了”。
1977年，最早提出“中国人唱我们自己的歌”的李双泽，在淡水海滨因救人，像另一位音乐家聂耳一样不幸溺亡。但他的精神传承了下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歌,《再别康桥》《好了歌》《牛背上的小孩》开始涌现，接下来几年更是蓬勃发展的时期。民歌运动早期，有模仿英美作品者如类似Blowing in the Wind的《江湖上》，将现成的诗作谱曲的如《乡愁四韵》（原作余光中）、《歌》（原作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由徐志摩译成中文）、《错误》（原作郑愁予）和后期的《出塞曲》（原作席慕蓉），小清新的生活小品如《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捉泥鳅》，也有很多融入家国情怀的创作如《归人沙城》《归去来兮》（值得玩味的是，歌唱者李建复也好，施孝荣也好，当时都不曾目睹过明媚的江南，更不曾在黄河边阴山下策马长城）。此中集大成者，当然是1978年的《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诞生于一个特别年代的特别事件节点。神奇的是，这样一支感伤时世的热血之作被那个感伤的对象要求删改，直到2005年，原唱李建复和作者侯德健才在民歌三十年演唱会上唱出原来的歌词。而这三十年里，歌曲被两岸不约而同地用作民族构建的象征，从侯德健到王力宏，代代传唱。
正是在这一年，陶晓清主持的《热门音乐》节目开始有国语歌曲排行榜。教育部门通函，中学生发式放宽，男生以3公分为度，女生可齐后颈发根。
在海峡对岸，社会也在松动。年轻人开始从没有包装的转录卡带中听到王洁实、谢莉斯（逝世于2023年1月13日）翻唱的《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和本土类似风格的《校园的早晨》，以油印或手抄的方式传唱歌词，以及成方圆翻唱的《童年》，沈小岑的英文歌曲，再往后，则是渡海而来的侯德健的《新鞋子旧鞋子》和程琳。这时候，距离崔健吼出《一无所有》已经只有两年了。
1985年，威猛（Wham!）乐队来华演出，这是1949年后第一支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流行乐队，《时代周刊》这样记录：
“大部分听众，从青年人到高官，都面无表情地看着，5个多小时的表演中，仿佛在硬座位上生了根。更多听众拍着膝盖，或者文雅地摆动着头。在听过威猛(Wham!)乐队的打击乐之后，一个年轻的音乐学生发表了她的看法：‘所有这些都真的让人疯狂。’但4000多名现场的国外观众——大部分是学生——大多没有这样的自制力。他们吹着口哨，欢呼喝彩甚至在过道里跳起了舞。一些大胆的中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惊慌失措的绿制服警察一直试图把他们推回自己的座位上，甚至动了武。”(《中国北京摇滚》，1985年4月22日)
这是两个世界的碰撞，国门已经打开，东方与西方，新与旧，现代与前现代，一切都在表面上的一片混乱中摸索，一切皆有可能。
另一侧的社会在急速现代化，农村人大量进城，“四小龙”工业化迅猛发展，很快“水污染防治所抽查全省35条河川，其中13条河流严重污染”（“民歌大事纪”），农村空心化，叹息“城市不是我的家”成为文艺作品的重要主题，如侯孝贤《风柜来的人》，罗大佑《鹿港小镇》，郑智化《老幺的故事》，陈升《细汉仔》。当“我们又等到民国七十二年”（《现象七十二变》），“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1985年，“馊水油”及“毒玉米”事件爆发，龙应台在《幼稚园大学》中质问，我们的教育，到底在培养什么人？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还是大个的幼稚园儿童（今天我们有个词叫“巨婴”）？
这个纪年体还可以写下去……两岸的飞速经济和社会发展，87年解严、探亲、握手、交流、台商投资……
而当年的这代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是理想主义的代表，渐渐投入了生活。理想主义通常只能存在于没有负担的年轻人身上，当年轻人进入社会，需要面对更多实际问题时，他们就不再是原来的他们了。这也不一定是令人哀伤的，许多人有了新目标，做出了新成绩，吴楚楚成为飞碟唱片公司的老板，胡德夫为原住民奔走呐喊，这些也许还是和当年的他们有相关性，但李建复成为雅虎的高管，就不是很多人能想到的了。
纵然如此，年轻时的火焰藏在心底，有合适的时机，仍然会重新燃烧起来。
2005年的“民歌三十年”给了这群中年人重聚的机会，演唱会一开始，当年模仿鲍勃·迪伦弹吉他吹口琴的杨弦献上了《岁月》，“每天一早便开车加入上班族长长蜿蜒的车队……不停地工作，不停地计划，经历希望欲望健忘和淡忘，数着岁月、数着白发，数着青春、岁月的流逝……”他们“称名忆旧容”，唱着当年的歌曲，怀念前一年去世的梁弘志，颤颤巍巍的李泰祥看着他们微笑……
那一年的大陆，刚刚入世不久，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人们期待着三年后的奥运，新生的互联网帮助人们看到世界的其他地方，“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那一年，豆瓣诞生，不少爱好文艺的人们从这里了解了很多历史，包括对岸的民歌运动。
10年后的2015年，“民歌四十年”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开展，在车站等人流量巨大的地方快闪。2016年在深圳的演唱会，除了老一代的怀旧，也邀请了新生代如陈绮贞、韦礼安，两岸的融合，民歌精神的传承，像是呼之欲出。
2019年8月1日起，大陆47个城市赴台湾地区自由行的G签暂停。
豆瓣《民歌40》的条目里，排行第一的热评，第一句是一个《民歌40》专辑的歌单链接。一个虾米链接。
转瞬又是近10年过去，当音乐的媒体从卡带变为CD、MP3到流媒体APP，当社会的流行词从“未来””理想““发展”变成“佛系”“躺平”“摆烂”，当年的年轻人已经跨过中年，开始步入老年。在每天堵车的汽笛中，键盘的滴嗒中，柴米油盐的平凡中，告别着自己年轻时的一位又一位偶像。
只是在告别的年代里，会不时有那么一刻，回想起“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题图来自电影《风柜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