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会议室时,袁锦麟刚结束上一场专访。今天他的行程排得很满,和我聊完之后,晚上还有几场点映要参加。他站起身,出门溜达了一会儿,很快又折回来,开始努力地用一口港普跟我描述他的新作《素人特工》。
“提到特工片,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都是好莱坞的特工电影。我希望拍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工电影,讲一个更贴近年轻人的故事。”袁锦麟对《三声》说道。
尽管如此,敢于冒险、敢于尝试却是当代年轻人在生活重压之下的另一层鲜明特征。“每个人都可以当一秒钟的英雄。”这样的人物设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代入感,即敢于创造、敢于冒险的普通人也能干一番事业,这也是《素人特工》区别于市面上其他特工电影的独特之处。袁锦麟希望创造出一批年轻、有活力、截然不同于詹姆斯·邦德式的素人特工。
电影的动作场面设计保持了袁锦麟之前导演警匪片《风暴》的水准,从王大陆和肖战双人攀爬避雷针,到张榕容贴地飙边车,再到米拉·乔沃维奇与反派在街头双车漂移,节奏紧张的动作戏撑起了电影的主体。惊险刺激之外,还辅以轻喜剧的幽默表达,作为动作场面的调和剂。
以下是《三声》与袁锦麟的部分对话整理:
《三声》:为什么会拍《素人特工》?想要传递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袁锦麟:提到特工片,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都是好莱坞电影,我希望拍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特工电影。在这部电影里,一个年轻人在一个成熟专业的特工组织里慢慢从素人成长为特工,这种模式和传统武侠片主人公拜师学艺、行走江湖的模式类似。这种叙事能给予观众代入感,敢于创造冒险的普通人也能干一番事业。
《三声》:编排这样一部有特色的特工片,在剧本写作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动作场景上,《素人特工》也区别于我之前拍摄的警匪片。警匪片从现实衍生而来,动作戏也更接近实际生活,特工片可以拥有更大的想像空间,去适当地超越现实。这部电影中我尝试了动作场面的创新,比如电影中一段贴地飙边车的戏,我在好莱坞电影中也从未见过。此外我还在紧张的动作戏中加入了一些喜剧桥段,这是以前未有过的尝试。
《三声》:进行角色人设创作时,有着怎样的考虑?
张榕容的角色有狂躁忧郁症,情绪经常在极度乐观和极度悲观的两极中游移,所以原本我给这个角色起名为淼焱,三个水和三个火。洲洲(许魏洲)的角色是一个敢于尝试的科学家,刘美彤的角色则承担让所有其他角色成长的任务。米拉的角色是一个专业特工,是之前提到的拜师学艺中师傅的角色。我故意把角色设定为女性,区别于以往的特工影视形象。
《三声》:这是米拉·乔沃维奇第一次来中国拍电影,邀请到她的契机是什么?
袁锦麟:首先,我们已经设定好女性特工的形象,可选演员范围其实很小。之前大家认识到米拉,都是《生化危机》里那种很酷很正经的女王形象,《素人特工》里需要这样一个有魄力的角色,我们立刻就想到了她。
《三声》:片子成本大概是多少?
袁锦麟:成本当然不小,和其他出国拍摄的动作电影应该差不多。和上一部电影《风暴》比肯定是更大了,不过具体的数字我真的不关心。导演管成本可能会把创作限制住,所以交给专业的监制去做。
《三声》:电影制作的整个流程中,遇到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袁锦麟:这是一个有关特工的故事,特工就应当去世界各地冒险。留在内地拍会受到很多限制,在香港拍又平时看到的警匪片区别不大,所以故事需要发生在一个不一样的城市。
《三声》:近几年中国电影跨国题材愈发增多,如何看待这一题材受热捧的现象?
《三声》:将《素人特工》定于暑期档的考虑是怎样的?
袁锦麟:一个是出于影片后期进度的考虑。《素人特工》原本定档去年圣诞。但最后特效完成交片已经是二、三月份,当时尚未完成转3D的工作,往下顺其自然就安排在暑期档了。《素人特工》也是一部定位年轻观众群体的电影,放在暑期档也很合适。
袁锦麟:我当导演首先学到的就是千万不要有这些期待,最终交出来的成绩怎么样,我心里会有想法,但我不会做出估计。我首先要保证对得起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和投资者。现在内地电影市场的变化很大,内地观众的口味转变得也很快,而且这几年电影市场的发展好像也有一点放缓,《素人特工》多少还是有压力的。
《三声》:如何看待今年暑期档乃至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放缓的情况?
《三声》:你认为内地观众的口味近年来发生哪些变化?
袁锦麟:这一两年内地观众会更倾向于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题材,比方《我不是药神》这部医保话题的电影就非常卖座。我觉得目前在内地做剧本,贴近现实的故事选材是一个更合适的方向。另外,爱国的题材也很受欢迎,观众希望能在电影里看到国家力量的展现,比方《红海行动》、《战狼》,这与内地实力增强、民众自信提高有关,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三声》:怎么看内地这几年电影工业化的发展情况?
《三声》:如何看待香港影人北上后,在内地市场的适应状态?
《三声》:香港影人如何保持“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