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清水塘北辰小学学生总数3000多人，参加课后服务人数超过1000人。 在浙江金华，2020年秋季学期校外辅导机构“回流”的学生占全市参与托管服务学生的34.8%。 在这些数字和成绩的背后，教育部门支付了什么？ 与社会机构相比，学校管理如何切入展开？
需求差异如何满足？
课后服务是公益改革，家长需求差异化较大。
2月27日-28日，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项关于课后服务的网络调查，共有3641人参加了投票。 其中，当回答“你的孩子对在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有需求吗”时，65%的网友选择“有”，30%的人选择“没有”，剩下的不清楚。
在认为有需求的父母中，对“三点半”的需求也多种多样。 有的家长希望为学校提供“一对一”的课程指导，有的家长希望学校课后服务以发展学生的兴趣特长为主……
面对丰富的个性化需求，学校普遍感到压力。 记者发现，除了难以满足家长的多种需求外，学校还需要解决来自内部的管理难题。
例如，学校日常教育和课后服务的时间冲突问题。 另外，教师也是父母，也有接送孩子的现实需要。 如果他们不能参加课后服务，合情合理。
更重要的是，不同的课后服务项目对教师、场地、器材、管理等有不同的要求。 以长沙市清水塘北辰小学为例，该校2019年秋季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人数超过1000人。 安排所有户外活动，对于占地31亩、建有3栋教学楼的小学来说，学生的平均活动面积明显不够。
这在一线城市更明显。 大中城市人均资源占用相对紧张，家长需求可能更加多样，矛盾可能更加突出。 位于北京老城区的一位中学校长表示：“我们的教室已经‘上天入地’，现在也只能在普通的课堂上使用。”
以上难题，上海也有，南京、广州、宁波……也有。
管理难题如何破解？
硬骨头确实很难啃。 然而，面对家长和教师的呼声，教育部门和公立学校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坚决啃下这根硬骨头。
2017年3月教育部专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评价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
在课后服务中，管理细节尤为重要。
为了移动活动场所为课后服务，清水塘北辰小学出台了细致的安排、分级管理策略。 “我们特别规划了16个区域，兼顾正常的体育课、课后服务和社团活动训练。 ”该校党支部书记梁寒介绍，“铁打课堂冲水兵”是课堂之间的无缝对接，因为所有教室都是滚动使用的。
除了“挪开移动”室外路线的地方外，还需要“参照接缝”准备室内路线的地方。 同时，高峰错落有致，放学后下午三点半，学生开始分四批离校，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
“让开”“见缝插针”的背后，彰显出各地公立学校在课后服务管理上的“扎针”。
在浙江金华，为了让学生“坐回”教室，主要在四个方面加强了管理。 一是服务时间接近实际。 根据需要，鼓励各校托管时间不早于当地机关、企事业下班时间。 二是项目实施规范有序完善。 按照“家长申请、班级初审、学校认可、统一安排”的步骤统一组织实施，制定“七项严禁”规范运营管理服务。 三是托管服务方便高效。 建设中小学(幼儿园)网络报名平台，变“家长跑腿”为“数据跑腿”。 四是加强学校安全保障。
事实证明，有付出就有回报。 2020年秋季学期，金华市共有302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收管理费，从校外辅导机构“回流”11万多名学生，占参与管理服务学生的34.8%。
有些东西的眼睛聚焦在宏观层面。 郑州要求各县(市、区)建立政府牵头、部门联动的课后服务工作机制，加强对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将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评价体系。
厦门着眼于“互联网管理”。 2019年3月，厦门课后延时服务平台——「Imaimer”正式上线，实现学生家长在线申请、自动统计、自动编班、离校提醒等管理功能，实现课后延时服务信息
课后的服务管理，也有以高效着力，在小空间内更换的地方。
经验如何总结推广？
许多教育部门的努力值得称赞。 但是，如何将管理方面的努力作为经验乃至政策来提取和总结呢？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提出，改进课后服务制度，必须健全课后服务过程管理制度，严格实施课后服务预事件事后全过程跟踪管理，形成从课后服务申请审核到过程监督、效果评价的完整管理规则
在回答如何管理的问题时，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校长谢学宁提出了两点。 一是正本清源，明确学校和培训机构的责任和边界。 二是加强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 具体来看，要求学校要大，组织要细。
坦率地说，完美的不仅仅是课后服务流程管理。 课后服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涉及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学生、教师等多元主体，涉及相关利益主体的交流与博弈，包括政府教育管理权、办学自主权、教师休息权、家长监护权和劳动服务报酬权等。
浙江省中小学生负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金佩庆特别提醒，不仅要对教师给予适当补助，还要妥善解决教师自身接送孩子、照顾家庭老人等问题。
正如你所看到的，各方的交流博弈是改革的关键，这似乎还需要一个过程。
程斯辉认为，健全和改进课后服务制度是全方位的，要厘清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的责任边界，明确各自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发挥整体联动效应，保障课后服务有序进行。
只要不断完善、健全和认真落实课后服务制度，我国出现的“三点半难题”一定能得到有效解决。
(本报记者史望颖、熊杰也为本文提供素材调查数据支持。 中国教育报社融媒体移动传播中心，中国教育报总编室)。
《中国教育报》 2021年03月03日第3版
作者：本报记者禹跃昆赖斯捷蒋亦丰程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