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梁启超后人在美国
社交圈有谷爱凌
谷爱凌小姐的社交圈，总是会给人惊喜。
7月31日，她在网上晒出一张合影，这一次她的身边站着的，是一位真正的中国名门之后。这位在美貌和气场上都不属于谷爱凌的美女，叫做梁周洋，英文名Annie。
她是梁启超的第五代后人，她的曾祖母是民国著名的才女林徽因。曾外祖父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
梁周洋出生于北京，7岁时就跟随家人移民美国。既有家学的传承底蕴，又兼西方教育的精华，这样的教育资源，想不成材都难。
今年39岁的她，显然继承了家族里的优秀基因，不仅容貌出众，同样也是妥妥的学霸。她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纽约做了一名金融分析师，如今拥有自己的“家族办公室”，专门为高净值人士提供家族财富的管理方案。
2013年1月12日，受元媛舞会创办人、社交名媛周采茨（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儿）之邀，梁周洋参加了上海国际元媛舞会，并荣获“CHAUMET年度元媛”。
这个“名媛”的称号，可谓当之无愧。
梁周洋的举手抬足，从内而外，都散发着名门大族，书香门第的气质。
她的人生，与她家族的先辈们相比，还有更多的一层的意味。
她不再像家族的先辈那样，人生中还有着一层“失败者的悲剧”气质。
林徽因（左）梁周洋（右）
说梁启超家族有着“失败者的悲剧气质”，并不是故作奇语。这是梁启超家族自己人这么说的。
梁启超的孙子梁从诫，也就是梁周洋的祖父，曾经这么说：“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我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其实，他们是秉承一片爱国之心。”
那么，梁启超家族的这种“失败者的悲剧”，具体是怎样造成的呢？梁周洋又是怎样跳出这种家族命运的呢？
2、
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说到梁启超，那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中绕不过去的一位人物。
梁启超凭借着一支笔，横扫千军，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过气势磅礴，浓墨重彩的篇章。他的思想启迪了无数中国人，开拓了他们的眼界，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最早就是梁启超提出的。
但梁启超在几次重大的历史转折中，无疑也都是“失败者”。
第一次失败，是“戊戌变法”。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主导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次变法，由于这对师生在这次变法中闻名中国，因此也称作“康梁变法”。
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说，“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国早就不是贫弱的样子了！”
变法刚开始的时候，康梁二人的声望达到顶峰。
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要知道，张之洞可是探花出身，写得一手“锦绣文章”，是天下读书人的表率，能够对梁启超这个后辈书生如此礼遇，可见变法在当时是如何“引领潮流”。
经历了甲午战败，国人思变法，如久旱之望甘霖。
但利益集团无法容忍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而晚清朝廷又属于极度集权的政治生态，当权者的个人决定，就可以让整个国家的政策朝令夕改。
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逃亡日本避难，被清政府下令通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梁启超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就以这种失败的悲剧而告终。
第二次失败，是梁启超在民国政坛的黯然退场。
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并放出豪言“非国务大臣不做”。果然他一回国就被委以重任，先后历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
不过显然和他的学术水平比起来，梁启超的政治表现要逊色很多。有人评价他任财政总长时的表现是：“任公当财长，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
梁启超后来自己也感觉到并非“做官的材料”，黯然告别政坛回归学术，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从政生涯：“从民国二年秋间参加熊内阁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国六年夏天在段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对于政事都没有一件收到积极的效果，可说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发表什么政论，免得给人家说闲话。”
民国时期的梁启超（中）
后来，梁启超又眼看着自己曾经寄予希望的袁世凯称帝，恩师康有为协助张勋复辟，他愤然与二人决裂。痛斥袁世凯为“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大骂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梁启超的最后10年，都是在书房和讲坛上度过。192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去世，终年57岁。
梁启超去世后，他的长子梁思成扛起了家族学术传统的大旗。
梁思成1901年出生于东京，12岁时随父母回国，24岁时与林徽因一起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系。这一对中国建筑学上的“神仙眷侣”就此开始了传奇旅程。
林徽因与梁思成
梁思成和林徽因学成归国，选择了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去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
后来两人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几年时间走遍了华北地区，到偏僻的乡村去探寻古代建筑。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开拓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深感国家缺乏建筑人才，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林徽因也是设计组的组员。
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因为拆除北京古城墙的事情，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跟当局闹得很不愉快，失败再一次降临到这个家族。
北京的古城墙，是当时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从七百年前的元朝就开工了。不管是从历史价值还是建筑价值上来说，哪怕是给后人留个景点也都是极为珍贵的古迹。但当时官方要拆除，梁思成和林徽音坚决反对也无济于事。
1955年，林徽因因为肺结核住院，在她一阵阵的咳嗽声中，窗外正是机器的轰鸣，老城墙在一点点被拆除。对于一位古建筑学家来说，在她眼前拆掉古迹，无疑是最心痛的事情。不久之后，林徽因因病去世，终年50岁。
令人感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后不久，梁思成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在江西去世。
梁思成和林徽因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叫梁从诫，女儿叫梁再冰。
这一代的人，“失败”好像来得更早一些。
梁从诫30岁的时候，被家庭出身连累，也下放到了江西整整8年时间。当时他有一个被批判的“外号”，叫“梁三子”——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
尽管梁从诫也像父辈那样聪明善学，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但在他正要一展拳脚的时候，只能在江西农村种地、养猪、开拖拉机。
正是这种来得更早的“失败”，让梁从诫说出了那番话，自己的家族“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3、
不再是“失败者的家族”
8年之后，梁从诫终于回到北京。
他拾起了旧日的书本，继续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成为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辑。后来，他又开始关注公益环保事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
梁从诫2010年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梁从诫的儿子梁鉴，是梁启超家族的第四代，也从事历史研究，是中国青铜器文物保护专家、收藏家。
梁鉴的女儿就是梁周洋，梁周洋7岁时，梁鉴就将妻子和女儿送到美国读书和生活，自己则是中国和美国两头跑。
从梁鉴开始，似乎就开始摆脱了“失败者家族”这个悲情的基调。
中国人讲：“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那是古代社会对于一个家族最高的评价。从梁启超开始，就是用自己所学来救中国，来启蒙大众，以天下为己任。
他们处于特殊时代，肩负着承前启后的使命，一方面，他们有着古代中国士人的道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方面，他们要引进现代的先进思想，变法图存，使国民觉醒，中国步入现代国家行列。
这两副万斤重担，不管是谁，都无法一人承担。每个人都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部分，而当他还想要做更多的时候，就难免会遭遇到失败。
而当不再抱着这种宏大的理想，不再需要肩负如此重担，不再涉足政治，不再以“救国救民”这样的老派知识分子情怀自许，只做一个普通人，似乎就轻松了许多。
到了梁周洋这一代，家族传承就只剩下了“好好读书”。当然，还有梁启超家族的光环加持，让她轻松步入华人名媛行列，毕竟这样的书香门第，在中国近百年来都是第一等的。
梁启超家族三代人的“失败”，并不是他们个人成就的失败，而是一种英雄式的悲剧，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是面对时代洪流难以抗衡的无奈。
梁周洋如今的成功人生，是她作为个人的奋斗得来，尽管也有祖辈们的光环，但老一辈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就是为的就是子孙后代，可以享受和平与宁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