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作为一门传统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时代给埋没了，而
郭德纲
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对相声的关注，于是很多人开始对相声感兴趣，开始思考相声中的问题
1973年出生的郭德纲，生于天津市大红桥附近的北竹林村大众里，这个地方20150年拆迁，之前一直属于中下贫民区。
但是，这地方虽然穷人多，可生活气息浓厚，是典型的老天津棚户区。
他小时候的他本名郭大纲，家里祖上五代都没有从事曲艺工作的，亲戚里也没有从事曲艺工作的，所以他的曲艺天赋还真是后天的。
据他父亲回忆，郭德纲从小记忆力就不错，看了电视里的相声，就能跟着背下来，而且爱表演不怯场，“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别人家办喜事，喊郭德纲来一段，他毫不畏惧，开嗓子就唱。”
到了懂事的年纪，因为父母工作忙，郭德纲经常被“寄存”在红桥工人俱乐部。
在那个时候，郭德纲就接触了许多艺人，有说书的、有唱戏的，郭德纲就喜欢在那儿看这些艺人表演、排练，有时候还不由自主地跟着学两手。直到今天，郭德纲都认为当年的这些熏陶对他的演艺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德纲也是从红桥工人俱乐部认识了一个叫小五的孩子，这个孩子大名高坚芳，就是现在天津有一号的评书演员。小五的父亲则是著名评书艺术家高祥凯，艺名高庆海。
高祥凯第一次见郭德纲就很喜欢，用高先生的话来说“这孩子面相好，上人见喜”。
郭德纲那时才7、8岁，他喜欢评书，便央求高先生传道受业。高先生见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有很强的求知欲，也就答应了下来。此后，郭德纲每天去高先生家学艺。
而令高先生时隔多年仍然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郭德纲就懂得尊师重道，他知道高先生喜欢看《天津日报》， 便每天早上都在路上先买一份《天津日报》给高先生带过去。而且，郭德纲每天都提早到高先生家，在高先生和高坚芳这父子俩起床之前，先帮着高先生家收拾收拾屋 子，打打开水，给高先生沏壶茶，然后静静地等着高先生起床。
高先生教小郭德纲学的是评书，却是以相声给他开蒙的，用的是一段传统相声《五行诗》。
这个片段当中简单的一句“金锤一对上下翻”，就需要三个身段来配合——“金锤”一个，“一对”一个，“上下翻”又是一个。练这句时，高先生给小郭德纲拿来两个啤酒瓶，一手一个，告诉他：你要把它当成金锤来耍，还要求两个瓶子口要朝上，因为金锤的锤头在前面，要对称。
这事说起来好像很有趣，实际上练功的过程很枯燥，就这么一个挥舞金锤的动作要练上数百次，对一个好动爱玩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很痛苦的。
若干年后，当郭德纲又将《五行诗》传授给自己的徒弟潘云侠时，他已经领悟到了其中的含义：“我明白了高先生为什么要用这个给我开蒙，肯定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全面的锻炼，一是练嘴功，二是练身功，当时总感觉很痛苦，但是今天想想，受益匪浅。”
八岁的郭德纲在跟高祥凯先生学艺后不久，他又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拜见了相声大家常宝霆。
常三爷第一次见郭德纲就想考考他，问他“你都会说什么啊？”郭德纲答：“会说一个《天王庙》。”常三爷一听就瞪大了眼睛，“噢？那就说说听听吧！”
《天王庙》这个段子比较有名，马三立先生也曾经表演过，而郭德纲是自己听录音学会的。常三爷听郭德纲说完这一段《天王庙》后，告诉他：“小子，你记住了，学相声最主要的有三点：天赋、兴趣、刻苦，缺一不可。”直到今天，郭德纲还牢记着这番话，并且也拿它来教导自己的徒弟。
后来郭德纲跟常宝丰学艺，第一天到常九爷家里上课那天，郭德纲坐在客厅里显得很拘谨。当时还不到40岁的常九爷很帅气，当着郭德纲的面从自己家的床底下拽出一个纸箱子，从里面拿出六本书，那是沈阳出版的一套传统相声资料，后来被文化艺术出版社发行为《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一至四辑，不过这套资料当时是内部发行，根本不能在外面流通，一般人想买也买不到。
常九爷给郭德纲开蒙的活是《八扇屏》，他先交给郭德纲一个手抄本的册子。这本册子上书“八扇屏”三个大字，下边写着：王佩元整理。这位王佩元曾经跟常九爷做过很长时间的搭档，两人私交甚笃。郭德纲收好册子后，常九爷吩咐他：你先回家背词去，等背完再来找我。于是郭德纲就回家猛背词儿，等他背好之后再到常九爷家，跟常九爷一句一句地对词，随时被纠正错误。
除了常三爷和常九爷，郭德纲曾经登门拜访过很多天津有名的相声演员，如常三爷的搭档白全福，还有赵佩茹的徒弟马志存等。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值相声繁荣期，而郭德纲所生长的天津是个活跃的“曲艺窝子”，马三立先生这位相声泰斗就住在天津。当时天津的公园里经常有露天曲艺相声演出，其中不乏名角儿，在这样的熏陶下，郭德纲四处学艺，接触了许多名家，在若干年的实践中，最终形成了现在独树一帜的风格。
从那个时候开始，郭德纲只有两件事：上学和相声，原本郭德纲读书成绩很不错，可是因为太痴迷相声，所以没心思学习，成绩下滑，反而是成天混迹在六七十岁的一群大老爷们当中玩乐曲艺。
几年后，郭德纲结识了相声演员陶大为，随即加入了天津市曲艺团青年队，在团里的那几年，郭德纲算是得到了很好的机会施展才艺，一年下来都得演出好几十回，而且回回都是第一个上台。
1988年，15岁的郭德纲来到北京。他有一个很纯粹的目的，“进入体制内，成为专业相声演员。”他报了北京一个文工团，凭借扎实的相声功底，他考上了文工团新成立的说唱团。虽然考上了，但身份跟他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是个临时工，主要负责检场。”什么是“检场”？说白了就是打杂，端茶、倒水、搬桌子。“打杂就打杂吧，我先干着，说不定就有机会登台说相声了。”
没想到干了一年多，连登台的台阶都够不着，郭德纲的心就凉了，“得了，咱回天津去吧。”
到了1990年，郭德纲成家了，暂时把“立业”放在了第二位。
就这样一晃就是4年，1994年，郭德纲又躁动起来，他揣着100多元再次来到北京，“我还是想到北京来说相声。”到北京后，郭德纲四处求人，希望哪位师傅哪个剧团能收留自己，可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他。
郭德纲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房费一天要15元，再加上吃饭、乘车，一天花销要20多元。他发现100多元撑不了几天，于是在北京呆了四五天后，就唉声叹气地回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后，郭德纲还是不甘心，决定自己搞一个剧场，于是在天津第二文化宫附近包了个场地，每月租金5000元。场地是有了，没想到经营惨淡，最后连房租都付不起了，郭德纲干了几个月就只得关门，赔了好几万。之后又做了几次生意，但最终都以失败收场，欠了一屁股债。郭德纲愁得直跺脚，迫不得已，他只好把家里一套房子卖了。
郭德纲始终不甘心，于是1995年又去了北京。他在偏远的大兴租了间小屋子，每月房租150元，然后在沙子口一剧团谋了个打杂差事。干了3个月打杂工作后，他才有了第一次登台机会。
在剧团说了一段时间相声后，郭德纲终于有了一些小声名。
1998年底至1999年初，他跟张文顺、李菁一起，创办了“北京相声大会”，也就是如今德云社的前身。
后来郭德纲曾在自传中对于当年的事这样写道：
“我信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很可惜，后来发生的事……也成为我最终含恨赴京的一个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