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讯息:“我很流氓,但我不改”

世界讯息:“我很流氓,但我不改”

农历新年的前一个月,蔡澜如约开启了“网友问答”栏目,今年的蔡老问答,一如往常的精彩。


【资料图】

网友在其视频下方留言:RIP(一种哀悼死者的说法)。他回复:谢谢,你也是。

网友问:为什么会觉得烦恼痛苦。蔡澜说:自寻的,活该。

网友请他指点迷津:脑子太笨装不进去知识怎么办?他回:可装垃圾。

人生已至耄耋,蔡澜浑然不理社会赋予老人群体上刻板的得体或慈祥,还是记忆中的风流模样。

忆起三十年前,蔡澜与黄霑、倪匡三人曾开办一档电视栏目,《今夜不设防》。

因收视率火爆,许多年轻人给蔡澜来信,蔡澜索性在报纸上开通专栏,专门回复这些问题。

后来,他评价这些来信说:“都是将来怎么样,老了会怎么样,生病了会不会有钱付医药费,爱的人不爱我了”,“就是这么无聊”。

如今,他在微博上同样抱怨:“请别问怎么发财好不好”,“怎么这么多无聊问题”。

三十年倏忽已过,年轻人的烦恼似乎还是相同,但那些传奇的故事与有趣的人儿,却换了新天地。

黄霑一笑西去,金庸拱手作别,倪匡大笑离去,叱咤风云的“四大才子”,独留蔡澜困守江湖——过了年,蔡澜已经82岁了。

少年子弟,江湖已老。

1941年,新加坡,“大华戏院”上有一户人家。

这家主人名蔡文玄,祖籍潮州。十余年前,他从汕头下南洋,成为了邵逸夫创办的海星电影公司(邵氏前身)的第一位职员。

他参加过北伐军,还是一位诗人,和郁达夫是好友。因为思乡,时常梦见北岸的柳树,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柳北岸”。

到了三子出生的这一年,蔡文玄已经成为了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兼“大华戏院”的经理。

为了纪念孩子生在祖国南方,他给儿子起名“蔡南”,后为了避讳家中长辈名字,改为“蔡澜”。

蔡澜(左)与弟弟蔡萱合影

很多人都认为蔡澜是个家境优渥的乌衣子弟,其实不尽然。

蔡澜出生后,正逢二战,日本占领了新加坡。

某日,英军的炮弹袭击了这座城市。那天恰好是蔡澜的三岁生日,家里按照潮州的习俗为他准备了红鸡蛋。蔡澜刚吃了蛋白,警报大响,母亲拉着他往防空洞逃,他急忙把蛋黄塞进口中,差点噎死——自此,他再不敢单吃蛋黄。

时局动荡,仅靠父亲蔡文玄的工资难以维持家里三个孩子的支出,母亲洪芳娉还要凌晨3点去黑市进货,白天制作甘草汤,由大姐蔡亮晚上摆摊售卖。

好在,战争很快结束,蔡澜的童年没有因此缺少快乐。

战争之后,邵逸夫在新加坡修建了一个名为“大世界”的游乐园,蔡文玄任游乐园经理,蔡澜就在这里长大。

战后百废待兴,邵先生在游乐园中建起了临时教室,供孩子们读书。蔡澜清楚地记得,自己上的第一节课是“咱们都是中国人”。

他说,这个“咱”字还是第一次认识。

蔡澜(后排中间)全家福

蔡氏家风自由,父亲尤为重视教育。

蔡文玄经常会买回一堆书供孩子们挑选,如果孩子不感兴趣,就再买别类,直到孩子选中一本,他便不停地买同类书籍,以引阅读兴趣。

姐姐蔡亮喜欢教育类目,后来,她成为了新加坡最大学府之一南洋女中的校长。哥哥蔡丹喜欢做生意的书籍,于是他子承父业,成为了一位商人。

蔡澜却偏爱《希腊神话》这种奇幻读本,再加上父亲工作之便,他跟着看了许多影片。

他的脑子里有一整个天马行空的世界,等待着出口打开,奔涌而出。

年轻时的蔡澜

蔡澜从不掩盖自己的年少轻狂与放肆浪荡。

十二、三岁时,他去马来西亚旅游,看到当地少女用水龙头冲洗头发,身上围着纱笼,他回忆起来:“那可性感了”。

人生过古稀,他细数自己那些红颜往事,含蓄一笑:“一年换一个,61个女友有了。”

14岁那年,蔡澜写了一篇影评《疯人院》,投给了《南洋商报》,谁知竟被发表,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写影评,也写杂谈。

而父亲蔡文玄喜欢古体诗,又想着要突破传统,所以写了首新诗发表——只是新诗每句还是押着韵,倒显得不伦不类。

蔡澜看了父亲这首诗,写文章刊登到报纸上,直言“这是什么屁诗”。蔡文玄看了生气,但投稿人用的是笔名,他又找不出是谁。蔡澜就在楼上,看着父亲发怒的样子,偷偷地笑。

年轻时的蔡澜

长到16岁,蔡澜高中毕业,对绘画起了兴趣,想去法国学习。

但母亲知道蔡澜嗜酒,怕他去了法国会变成一个酒鬼,将申请驳回。此时恰好日本电影蓬勃发展,蔡澜提出去日本留学。

母亲一想,日本没啥酒,就吃大米饭,那就去吧。

蔡澜后来在书里写这段经历,仍在窃喜:“她不知道,日本有一种叫sake的清酒。”

那是1957年,16岁的蔡澜进入了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回头看,正是鲜衣怒马少年时。

蔡澜十分爱看电影。

在新加坡时,有时电影买来还是英文原版,为了看懂电影,蔡澜上午去中文学校上学,下午又跑去英文学校。

邵逸夫看着他长大,提到电影相关剧情,蔡澜都能讲出片名,被称为“电影字典”。

蔡澜曾住过的“大华戏院”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时,邵氏在日本的经理准备退休,博览群“片”的蔡澜,成为了接任的不二人选。

于是,16岁的蔡澜摇身一变,成为了邵氏的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到香港放映和管理邵氏电影的冲印质量。后来,因为日本的电影制作更加专业且低廉,他说服了邵逸夫,将一部分香港电影的拍摄挪到了日本。

他开始接触到拍摄的片场,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欢。

“我认为拍电影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大家都在那边等,就拍一个镜头。”蔡澜把这个过程形容为“鸡在做爱”:“团团乱走,弄得一大堆时间,结果那件事情一秒钟就干完了。”

蔡澜(右)在日本办事处

一开始,他想做导演,又发现导演过于独立,没有监制好玩:“既可以参与电影的全部事务,还可以同时监制好几部电影。”

后来,他甚至数次吐槽自己合作的导演,不必指名道姓,几乎无人幸免:“导演都是一些很自我中心的,一些怪物来的,没有一个我喜欢的,我都很不喜欢他们。”

他清楚地记得,某次导演发脾气,只因骷髅道具不够逼真,蔡澜就半夜跑到山中,从骨灰坛中找骷髅头,洗净交给导演。

1963年,原邵氏兄弟的制片经理邹文怀离职,邵逸夫召蔡澜回港,接任职位。

此时蔡澜仅22岁,自认什么都不懂,不知如何是好。父亲蔡文玄自新加坡给他寄来书信,上写:“既来之,则安之。”

蔡澜在日本

蔡澜为邵氏工作了近20年,也是香港电影蓬勃发展的20年。

那时拍一部电影,仅售卖到东南亚地区的版权就足以赚钱,邵氏变成了一个梦工厂,低薪聘请了无数帅哥靓女担任演员,来往者仍络绎不绝。

蔡澜天真尚存,他向邵逸夫建议:“我们拍40部电影,39部都赚钱,能不能拍一部不赚钱的呢?”

邵逸夫笑着回:“第40部也赚钱不是更好吗?”

不可否认,邵逸夫是成功的商人,也是鼎鼎大名的慈善家,他尊重有才华的艺术工作者,但对于艺术本身,他似乎并不在乎。

他告诉蔡澜:“如果你喜欢电影,就得想办法不要离开它。黄梅调不卖钱了拍功夫片,功夫片不卖钱了拍风月片,主要是卖钱才能生存,没有对和不对的。”

1965年的邵氏片场

蔡澜的确拍过风月片,成本低又叫座,一度被叫为“咸湿监制”。

有人因此问他,是不是一个对艺术有良心的人。他直言,不是。那人又追问,你不是个有良心的人?他说:“我是,我对出钱给我拍戏的老板有良心。”

但蔡澜贪玩,为了不让电影变得面目可憎,他试图寻找电影本身的乐趣。

昔日的邵氏片场

时间走到八十年代,出走的邹文怀成立了嘉禾公司,力邀蔡澜加入,他于是辞别邵老。

在嘉禾任职的十余年里,蔡澜一路做到副总裁职位,一手捧出了“成龙系列”电影。

1993年,香港九龙城寨面临拆除,蔡澜向政府申请使用了20部摄像机入场拍摄,记忆中的九龙城,在他的镜头里湮灭。

后来,这些画面出现在了成龙主演的电影《重案组》中,蔡澜说:“没有后期,没有特效,而且也不能take two(再来一次),这很像人生”。

1993年电影《重案组》片段

但人生,很难有电影中的酣畅淋漓。

九十年代后期,香港经济下滑,市场上盗版肆虐,电影行业不再风生水起,一年也就一两部电影能收回成本。

1998年,蔡澜的老搭档、制片人何冠昌因心脏病辞世,已经57岁的蔡澜猛然惊觉,该是时候离开了。

他在影坛搅弄风云40年,回头看,恍若大梦一场。

“浪费了40年,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电影制作,爱的只是看罢了。”

蔡澜与成龙

坊间号称中国香港有“四大才子”:小说家金庸,词作家黄霑,小说家倪匡,以及美食家蔡澜。

有人将这个称谓怼到蔡澜面前,蔡澜笑着摆手:“不是胡说八道吗?人家(指金庸)大师了,我们是三个小流氓。”

左起:李纯恩(香港作家)、金庸、蔡澜、倪匡

蔡澜是金庸的忠实粉丝。

蔡澜还在新加坡时,金庸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后来金庸多产,一张报纸上同时连载两部小说,每次报纸刚一到家,蔡澜和姐姐立马一人撕一半,“都等不及的,可以吸引人到这种程度”。

日后蔡澜任职邵氏,要改编一部金庸的小说,邀先生谈版权费,两人因此结识。

金庸形容蔡澜是“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行过最长旅途的人”。

“蔡澜见识广博,懂的很多,人情通达而善于为人着想,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

金庸与蔡澜

如今回看,酒酣胸胆尚开张,济济人生着实潇洒。

蔡澜曾在金庸创办的《明报》当专栏作家,在他的印象中,金庸并不像世人见到的一般严肃,反而幽默风趣。

彼时也在《明报》供稿的作家亦舒向金庸申请给自己加稿费,说得天花乱坠,金庸说不过她,吃了饭回去,写了八张纸,主题思想是:今年很困难,不能加稿费。

蔡澜告诉亦舒,把这八张纸收好,拿去拍卖,那才值钱呢。

当年古龙很狂,说自己随便写写就能卖钱。蔡澜虚心请教,古龙说:“比方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女儿,嫁了七个丈夫,这样就卖钱了。”

蔡澜回头讲给金庸听,金庸说自己也行,“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女儿,嫁了八个老公,文章来了”。

蔡澜与金庸

亦舒的兄长倪匡与蔡澜更加相熟,亦是如出一辙的不羁。

《天龙八部》连载时,金庸有段时间要到访欧洲,迫不得已找到倪匡代笔,嘱咐他:“千万不要把人物写死。”

倪匡答应了,转过头就把最讨厌的角色阿紫写瞎了,金庸回来,故事已经连载登报,只好让游坦之挖眼救人,把阿紫“医”好。

年轻时的倪匡

风水轮流转,这样的烦恼事,倪匡也经历过。

早前,倪匡编剧事业如火如荼,《唐山大兄》让李小龙一炮而红,《精武门》更是开创了“陈真宇宙”。

蔡澜模仿倪匡写了剧本,交给制片人,谎称是倪匡写的,制片人拿来一翻,立马买下。后来,有人问到倪匡面前,倪匡一头雾水,最后才知竟是好友恶搞。

蔡澜与倪匡

八十年代末,倪匡喜欢上了一个酒店的妈妈桑,常邀黄霑、蔡澜一起去消费,叫来所有姑娘,聊上许久。

三人都是有名的妙语连珠,把姑娘们说得花枝乱颤,渐渐地,三个人回过味来了:“怎么变成我们在娱乐她们。”

“我们想,既然花那么多钱让几个人笑,不如搬到电视台谈同样的东西,让所有的人笑,还有钱赚呢。”

于是,在1989年,《今夜不设防》出现了。

左起:蔡澜、黄霑、倪匡

这是一档“疯狂”的节目。三个主持人叫来俊男靓女,左手红酒右手烟,大谈十八禁话题,仿佛点燃了一颗烟花,既炸得人惊骇后怕,又惹得人啼笑皆非。

为了节目效果足够真实,蔡澜三人还搞了一些“阴谋诡计”。

嘉宾一来,三人立马开酒,然后和嘉宾讲:“放心啦,我们这是个录影的节目,你不喜欢的话,随时我把它剪掉。”

访谈的前一个小时,大家还带着拘谨,一般都有所保留。待酒酣耳热,气氛正好,开始无话不谈,谈完之后趁着酒劲,蔡澜再问:“片子还要再剪出来你看吗?”

对方多半要回:“不用不用。”于是目的达到。

左起:倪匡、蔡澜、林青霞、黄霑

就这样,在这个节目,观众们可以看到一本正经的周润发“歪”在沙发上,矜贵自持的张国荣大谈不为人知的往事,关之琳说“自己不介意当情妇”,张曼玉承认“竟选港姐就是爱慕虚荣”。

还有林青霞畅谈与秦汉的甜蜜恋情,王祖贤回忆自己与齐秦的初吻如何发生……再一回头,竟已是30年前的故事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那个时代,终究是过去了。

左起:倪匡、王祖贤、蔡澜、黄霑

从电影行业离开之后,蔡澜重拾笔杆,在报纸开设专栏。

执笔写啥?蔡澜想到了母亲的话:“成为专家就可以赚钱”,人有一日三餐,那便成为吃的专家吧。

“我叫蔡澜,听起来像菜篮,买菜的篮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

他开始写食评,搜罗世界各地的美食,再之后,他得了一雅号:“食神”。

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以美食诱洪七公收郭靖为徒,做了一道菜,名为“二十四桥明月夜”——

“那豆腐却是非同小可,先把一只火腿剖开,挖了廿四个圆孔,将豆腐削成廿四个小球分别放入孔内,扎住火腿再蒸,等到蒸熟,火腿的鲜味已全到了豆腐之中,火腿却弃去不食。”

本就是金庸凭空想象的一道菜,蔡澜却把它搬到了现实。

他将金华火腿锯开三分之一当盖子,在剩下的火腿上钻出二十四个洞,再将豆腐挖成圆形塞进洞中,煨六个小时,火腿的滋味全部裹在豆腐中。

金庸尝过,赞不绝口。

身为老饕,蔡澜尝遍世界珍馐,对美食深有研究,却少有故作姿态。

接受记者采访时,两人坐在茶楼,面前泡一壶茶,记者问他,喝此茶有什么讲究。

他摆了摆手:“喜欢就好。”

养生专家大多抨击动物油脂,蔡澜却在文章中写,最无稽的一条健康建议就是别吃猪油。"谷类之中,白米最佳,一碗猪油捞饭,吃了感激流泪。”

他也一直坚持,最好吃的菜是妈妈做的菜。“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风靡一时,蔡澜是节目总顾问。

谈及节目立意,蔡澜解释道:“不去讲餐厅,不去讲菜,而讲食材是怎么辛苦得到的,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食材,食材可以怎么变化,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让观众着迷。”

2015年接受采访时,他建议《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要将中国传统美食原原本本地摊到餐桌上,留给年轻人,这样才不会消失。

他曾说:“骂我老派好了,我还是爱经典。”

怎料三年之后,第三季节目如约而至,“顾问”一栏却少了蔡澜的名字,最终落得全网诟病,也不知蔡生看过是否忧心。

如今,82岁的蔡澜坚持记录自己的饮食、日常,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篇日记,此前著作集结成册后,出版了200余本书籍。

他说,对一个所谓的写作人来说——他是不愿意称呼自己为作家的,如果不再动笔,人就死了。

就像是他放弃电影之后,那个做电影的蔡澜就死去了。

但他倒也自觉自己的作品不会被正统文化认可,干脆认领了“洗手间文学”的称号——

“一次看完一篇,如果那天吃的是四川火锅的话,就看两篇吧。”

多年前,蔡澜曾游历到一个叫伊比萨的小岛。

某天,他漫步到海边,看到一个老嬉皮士在钓鱼。那天海水很清,能看到水下的鱼群。

蔡澜看看老人眼前成群的小鱼,又看到不远处的许多大鱼,拍了拍老人的肩膀:“老头,去那边钓,那边大。”

谁知老人对他笑了笑:“这位先生,但是我钓的是早餐啊。”

听了这话,蔡澜顿觉无地自容,觉得自己贪念太盛,险成坏事。

蔡澜出了名的爱钱,却不贪婪,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

他曾在节目中解释:“挣多一点钱,就是挣多一点自由的空间。”香港市场自由,公务员是唯一可以做到退休的职业,所以年轻时多赚钱,老了不至于饥寒交迫。

至于挣钱太多,那花了便是——这是蔡澜向倪匡学到的,毕竟倪匡有句流传已久的话:“赚了钱不花,天下大傻瓜。”

蔡澜和倪匡

蔡澜买劳力士,喝最昂贵的香槟,许知远形容蔡澜是“至少在我的视野中,这个时代最会享受的人”。

但蔡澜也曾在书里写过,自己人生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那是在阿姆斯特丹,在绘画老师丁雄泉先生由废弃小学改造的家里,楼下是画室,楼上是一个很大的厨房。

蔡澜与丁雄泉一起在这个巨大的厨房中,做了一份葱油饼,配了一杯香槟。

他回忆起那个下午,兴奋地手舞足蹈:“啊那个快乐真的是,无比的快乐。”

许多人赞蔡澜人生豁达,所有的对答大智若愚,似乎没有烦恼。

蔡澜没应下这句恭维,只说:“我自己的苦,告诉你有什么用,你又帮忙不了我。”他更愿意把自己人生的经验归功于看书与旅行。

看书是与古人对话:“虽然他们死去了,但他们还在教你,那么你就把你学到的智慧也教给别人。”

年前,有网友在微博上问他,年轻的时候是否也像自己一般,时常焦虑苦恼,蔡澜回他:“我看书,所以我走了过来。”

旅行则是去望不同的人生。

在印度山,蔡澜遇到一个老太太,整日里给他煮鸡。蔡澜吃腻了,想吃鱼,老太太却没见过鱼。

蔡澜拿出纸笔,画了一条鱼:“你没有吃过真是可惜。”老太太却说:“先生,没有吃过的东西有什么可惜呢?”

后来蔡澜感叹道:“这都是人生哲理。”

早年因为电影取景,他将世界作为自己的片场,后来因为美食,他又把足迹伸到更角落的地方。

某次,晚上的飞机,他遇上气流,飞机一直颠簸,持续了整整五分钟。

蔡澜身边坐一澳洲大汉,双手紧抓着两旁扶手,蔡澜却气定神闲,品着手里的酒。

飞机稳定之后,大汉问他:“喂,老兄你死过吗?”

蔡澜说:“我活过。”

2004年,黄霑因肺癌离世,享年63岁。

自知时日无多的时候,他特意交代了家人,不要大办葬礼。

他没有告知生前好友,也没有惊动新闻媒体,出席的只有至亲,“自编自导自演”了自己的整个丧礼流程。

家属为了告慰粉丝,一周后于香港大球场举办了追思会——到访者无需准备帛金,现场提供鲜花,任何人都可以前去拜祭。

当时身在美国的倪匡得知消息,只说:“我也要向他学习想好身后事了。”他不愿意去追思会上陈情痛哭,只希望能与挚友在梦中相会。

“好奇怪,以前我们约好了谁先去都要出现在对方的梦境里,告诉对方人死后有什么感觉,但这么久了我都没梦见过他。三毛是这样,黄霑也是这样。”

蔡澜好字,早早计划好了为黄霑的灵堂准备的横匾,四个大字“一笑西去”,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黄霑豪情,早为自己写好了人生结尾,正如他写的那句词:

“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左起:黄霑、蔡澜、倪匡

2018年10月,94岁的金庸笑傲一场人生,悄然而去。

“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蔡澜接到了金庸夫人的电话,请他写一个横额,配的挽联是先生生前著作:“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蔡澜自不会推迟,郑重接下了任务,写了倪匡想出来的“一览众生”。

此前,倪匡曾写了一张纸条给金庸夫人,说这四字含义是查先生看透了世间相,方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

后来,倪匡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金庸、黄霑、张彻、林燕妮、我。五个人,四个人去世了。只剩我一个了。很寂寞的,真的。我身体差到极点,百病丛生,举步维艰……”

四年之后,倪匡挥挥手,随老友而去,终年87岁。

倪匡走后的第二天,蔡澜更新账号,挥笔写下一篇“忆倪匡趣事”,开头是倪匡接电话的四声大笑,结尾又是相同的爽朗笑声。

他自挥手大笑去,世间再无卫斯理。

左起:温瑞安(港台作家)、金庸、倪匡

倪匡去世之后,有人告诉蔡澜,倪匡的手稿价格炒得很高,如果有收藏的话,要尽快出手。

蔡澜勃然大怒,回复了四个字:蠢到极点。

在他看来,一幅艺术作品的好,绝不是在家中看到,而应在博物馆看到,“所以绝对不准买卖,不准收藏”。

或许其中,也有几分与好友感同身受的悲愤。

倪匡与蔡澜

流年残酷,曾经意气风发、红袖满楼的少年,如今走路只能依靠手杖,步履变得蹒跚。

遥想当年,一桌人坐在一起,因为出道早,蔡澜永远是最年轻的,而现在觥筹交错,他已然是最老的一位。

他说,怎么竞赛,时间还是会跑在我们的前面,但当回头一望,又有一种新的成就感。

前段时间,有网友在微博上问蔡澜:“蔡生,请问‘四大才子’剩你一人,你是害怕多一点呢,还是孤独更多一点呢。”

蔡澜的回答是:“他们都不想我孤独或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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