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一双老布鞋，沿着故宫的红墙走了一圈又一圈，对故宫的每一件文物了如指掌，这是单霁翔退休前的日常。如今，退休两年后，他的行程依旧安排得满满当当，与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仍然在路上，践行着用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1月23日，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做客“名人大讲堂云讲座”，以“中华文脉与文化自信”为题，以直播的形式分享了中国大运河申遗、浙江省杭州市良渚文化遗址环境整治、大遗址保护论坛等多个生动而典型的案例，畅谈文化遗产保护、申报、传承的心得与体会。
(相关资料图)1个多小时的直播里，单霁翔妙语连珠，金句频出，生动呈现了新时代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风采。他以讲故事的形式，带领大家了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背后的故事，唤醒“沉睡”的遗产资源。他分享了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历程，诠释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意义，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的艰巨任务，让全网超189万网友受益匪浅。
城市化加速
保存遗产的文化气息
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已有300多万年历史。在过去一万年内，人类从渔猎时代走向了遨游太空的征程。近几十年来，中华大地上的城市化进程速度、规模空前，除了种种“城市病”，最让单霁翔担忧的还是随着城市化扩张而消失的历史遗存。
在讲座中，单霁翔分享了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工程的案例。三坊七巷位于福州城市中轴线南街以西，该街区拥有大量明清古建筑，充分显示了古时福州工匠的高超技术。由于城市化的进程，这个古老的历史街区逐渐衰落，人居环境不断恶化，专家学者意识到这些传统建筑亟待抢救。
“经过调研，我们认识到，三坊七巷至今保留着国内仅存、自唐宋以来鱼骨架形的坊巷格局，亟待保护与传承。”单霁翔说，2006年，“三坊七巷－朱紫坊建筑群”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并由此展开以保存三坊七巷整体格局为基础的整治和修缮。随后，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应运而生。该博物馆呈现的不仅是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古建筑，还包括周边环境、居民的生活和生产形态。
从2009年开始，三坊七巷的业态重新“活”了起来：利用名人故居呈现名人文化，各类“老字号”在此开门营业，沿街可见非遗展示。这一经典的文化遗产保护案例，在全国范围内都起到了带动作用。
申遗路漫漫
大遗址要像公园般美丽
“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都是在仰望星空。无论是周公测影，还是郭守敬建观星台，无论是朱元璋在南京建立第一个明代都城，还是永乐皇帝建紫禁城，都是仰望星空，问天，来建造自己家园。”回顾亲身经历的漫漫申遗之路，单霁翔感慨万千。
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它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人类共同的遗产”理念诞生后，很快达成了共识，并在1972年诞生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至今刚好50周年。
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公约，时隔两年后拥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兵马俑、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当这些大型、巨型的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完全改变了传统文物保护理念。
长年累月参与世界遗产申报的工作，单霁翔对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良渚古城遗址等的申遗过程如数家珍。
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时，单霁翔提出了一个口号，“大遗址要像公园般美丽”，打破了很多人对考古的固有印象。
考古遗址是考古人员从事专业工作的地方，公园是休闲娱乐的空间，二者如何融合？单霁翔说，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成都金沙遗址、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到河南省洛阳市隋唐洛阳城遗址，我国已建立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体系，用遗址公园呈现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气象。特别是良渚遗址成为考古公园后，成千上万的人到这里参观，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文化绿洲，这让他倍感欣慰。
“最多”不重要
大众参与保护是王道
2019年，当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但在单霁翔的眼中，最多并不是当务之急。“中国早晚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抢救、保护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他说。
值得一提的是，单霁翔长期关注四川的文化遗产，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他曾多次前来四川考察，实地调研都江堰等地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修复工作进展；退休后参与《万里走单骑》节目，他再次前往都江堰、青城山、三星堆、金沙等地录制节目，让更多人关注到四川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
讲座过程中，单霁翔不仅分享了金沙打造考古遗址公园的成功案例，还提及了他在三星堆考古方舱近距离观看文物出土的经过，在文物修复馆看到高科技修复设备的惊奇。无论是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热播，还是崭新的博物馆、遗址公园破土而出，在他看来都是展示文化遗产的窗口，可以让更多公众深刻体会考古人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主动思考古蜀文明的文化演变，自发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功不可没。“人们需要文化，需要对家乡故土的灿烂文化有深刻认识，才能触及文化自信，主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他说。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是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亿万大众共同的事业。每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权利和责任，我们要把文物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更多地交给大众。”单霁翔总结道，“作为文物工作者，我们要更多地挖掘文化遗产资源，揭示其价值，展示它的意义，使大众感动于先人智慧，受益其中，才会自觉加以保护，文化遗产才有尊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