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及17世纪的欧洲艺术史，就一定会提到荷兰和佛兰德斯，因为那里诞生了蜚声世界的著名艺术家和艺术风格，鲁本斯、凡·戴克、伦勃朗、哈尔斯、维米尔等都来自那片土地。正在北京陶然天美术馆展出的“狄奥尼索斯仲夏伊梦——17-19世纪欧洲艺术大师真迹展”，让观者得以知晓欧洲主要艺术流派的演进及嬗变。
鲁本斯及其学生凡·戴克见证了佛兰德斯艺术的鼎盛时期。他们的艺术风格被归为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产生于18世纪的法国，保留了巴洛克风格中的复杂形象和精细装饰，剔除了雄健奔放的趣味，比较轻松活泼，精致细腻，显出一种快乐的轻浮。有“神童”之称的弗朗索瓦·布歇是该风格最典型的代表，他在法国蓬巴杜夫人的资助下将洛可可艺术推向了时代高峰。奢丽而柔和甜美的光色被细致地涂抹，素淡清明，明亮照人，甜美宁静，呈现出丝绸般的质感。展品《女神埃拉托》的主角为宙斯的女儿，肌肤珠玉莹润，唯美甜蜜的氛围像汩汩涌动的泉水，色彩运用与光的捕捉，让画家位列大师行列。
19世纪，法国代替意大利成为欧洲艺术的中心，迎来又一个欧洲艺术高峰。风景画在19世纪成为艺术的重要分支。柯罗是连接古典风景画和印象派早期风景画的桥梁，正如一段艺术评论所说：“他不是一个风景画家，他是风景的诗人，他呼吸着大自然的悲伤和欢乐。”他的“面向自然，对景写生”成为19世纪风景画家遵循的方向。画作《晨曦》是其晚期作品，画中充满了闪耀的光线和空气，具有诗意的和谐。他并不刻意追求笔触和娴熟的技巧，但把赋予物象以生活的感受和真实作为第一要务，反而带来丰富的表达效果，对后世影响深远。
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到来，新古典主义应运而生。它要求恢复崇高庄严的艺术形式，以人文主义为创作思想，在主题或风格上强调模仿古典艺术。以威廉·阿道夫·布格罗和弗雷德里克·莱顿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后期绘画，依旧秉承着古典主义造型的严谨，但表现人物已经没有了流派初期大卫时期的“英雄主义”姿态，也消解了中期安格尔标准化的人物造型，并呈现出绘画发展的新状态，成为新古典主义最后的绝响。
与新古典主义基本同期发展的还有浪漫主义，它强调自我、尊重个性、注重个人情感，与新古典主义的理性、秩序和完美相对立。19世纪中叶，欧洲美术的前卫风潮逐渐从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转移到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但也有不少画家继续致力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整合及发扬。他们大都受到美术学院教育的影响，所以被称为“学院派”。
美术史的车轮驶到了大名鼎鼎的印象派时期。19世纪下半叶，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抛弃了传统明暗法，打破画坛常规，引起猛烈批判，但却吸引了早对保守画坛不满的年轻艺术家们的共鸣。雷诺阿、弃医从艺的巴齐耶、钟情光与水的莫奈、不太与人亲近的塞尚和毒舌的德加等人齐聚在马奈身边。他们常在盖尔波瓦咖啡馆研究日本浮世绘的平面构图和鲜艳色彩。
1874年，莫奈的《日出·印象》被嘲笑为“底稿”，但却为印象派赢得了流传至今的命名。此次展览展出了雷诺阿的《风景》，浪漫动感且光影十足。他的笔触轻松灵动，略带随意，用色微妙醇厚，洗练概括，但依然让人感受到丰富的光线折射、颤动和跳跃。蓝、紫和黄、绿交汇出澎湃又温柔的风景交响曲，风涌动起婆娑树影，充满春日生机。印象派绘画中朦胧的“不确定性”与中国绘画中的意象之美暗合，又极为关注自然，颇受国人亲近与青睐。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艺术史并不是当时最有名、最成功的艺术家的历史，而是少数独立思考、不落窠臼、勇辟前路的勇敢者的历史，他们认真思考人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勇敢地面对自我，他们塑造了时代对“美”的判断标准，推动了审美的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