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有几个节目颇受欢迎。赵丽蓉和侯耀文合作表演了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司马缸砸光”这句台词让她淳朴而狡黠的老太太形象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心。宋丹丹凭借小品《懒汉相亲》第一次亮相春晚。韦唯深情地唱了《爱的奉献》。徐小凤首次来内地演唱了《明月千里寄相思》和《心恋》。王健和谷建芬合作的《歌声与微笑》大受欢迎。李海鹰这一年担任了春晚的音乐总监，杭天琪演唱了他的《山情》。
(资料图)过了年，听说崔健要开演唱会了。
前一年，还是经钟立民老师给我找到了崔健的电话，约定在“五一”期间见个面。
那时崔健住在北二环安定门东大街路北一栋居民楼。见了面他第一句话就是：你写我的东西我看了，挺好。
我问：哪儿好？
他说：你写的是你自己的感觉，不是捧我，好。
那是我第一次采访崔健，他一直弹奏着手中没插电的吉他，用很简洁又很有个性的语言回答我的问题。
我没好意思找崔健要演唱会的票，也没找到票。决心去撞撞运气。
3月12日，北京展览馆剧场内外人流汹涌，黄牛票炒到50块钱。
快开场了，突然有一个小伙子问我：等票呢？
我点点头。
小伙子一伸手：我瞧你是真心想看，这票给你吧。我女朋友没来，没情绪了。
我喜出望外，赶快冲进场子，刚刚赶上开场。
没有一会儿，观众已经全站了起来，而且绝大部分人已经都能随着崔健喊唱。
当时的警察们恐怕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跑来跑去要求观众落座，但真是个“按下葫芦浮起瓢”，到了后半场也管不住了。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后边的观众干脆全都站在了座椅上面。
我于4月写了一篇小文评论说：从今年“布鲁斯激浪”摇滚乐队及崔健与ADO乐队的音乐会观众构成上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一切迹象都在表明，摇滚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音乐方式正在悄悄地趋于完成。
4月，文化部市场司通知我去广州担任流行歌手出国参赛选拔赛的评委。
选拔赛的动因是因为此前常宽、刘欣茹、韦唯、毛阿敏等歌手先后在国外获得了不同的奖项，焦勇夫司长认为文化部市场司应该加强管理和引导。我的收获则是得以结识了朱逢博老师、王酩老师和徐沛东、李黎夫以及广州的徐东蔚、吴国才等音乐家。
我们住在军区大院，组委会要求不许出去，李黎夫不管，半夜拉着我溜出去，约了解承强去大排档喝酒，还打了个电话把那英叫来。
那时那英正在广州圈里混了小半年，粤语已经过关。她告诉我们正在读萨特的《存在和虚无》，笑得李黎夫不行不行的。
那英、解晓东、腾格尔等歌手都参加了那次比赛。印象深的是那英到了舞台上边唱边跟观众打招呼，气得谷建芬老师告诉我们：不许给她打高分，太吊儿郎当了，当是唱夜总会呢。
当时风传流行歌手大多不识谱，于是李黎夫建议写首歌考考歌手的乐理基础。我模仿《掌声响起来》的意思写了个词，王酩老师谱了挺有技术难度的曲，但没想到的是几乎所有的歌手经过五分钟的准备视唱得都不错，那英唱得还蛮有味道。
腾格尔演唱了一首王荣起作词、他自己作曲，写给当年大兴安岭火灾的歌《我的兴安岭》，谷建芬老师得知他原来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后感慨道：学了和没学过还是不一样啊。
6月1号，吴海岗打电话问我：知道什么叫卡拉OK吗？
我说不知道。吴海岗说：这是新鲜玩意儿，日本人发明的，就是歌厅里自动给唱歌的人伴奏的设备，发展特别快。有个台湾人做这个设备的引进，明天晚上，长椿街那边国华商场的二楼，北京第一家卡拉OK开张。圈里人都来，你也一定要来啊。
那时我们编辑部正在真武庙三条财政部招待所办“ART”杯中国乐器国际比赛。我负责后勤。2号晚上我就假公济私让司机贾师傅开车带我去了国华商场。
我到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乌泱泱不少圈里人都在。吴海岗说：嘿，老崔刚走，他今晚上在马克西姆有演出，其他人差不多都来了。
见到臧天朔，我们坐在一个小茶几旁聊天。我俩中间坐了个女生，怎么看怎么眼熟，想一想原来是国际广播电台兼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播音员卫华（编者注：组乐队后改名蔚华），那时她已经是个明星了。
聊了几句，小臧觉出来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我笑道：她是卫华嘛，不过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
小臧指指我，对卫华说：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那个写《摇滚在中国》的金兆钧。
卫华瞪眼看看我，突然扬起左手狠狠地往我腿上一拍：孙子！你就是金爷啊！随后就操着一口流利的南城话和我聊起来。
《摇滚在中国》是我3月份写的一篇文章：
……摇滚已像一个幽灵在中国的歌坛徘徊，……这并非故作神秘的修辞游戏，因为它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在重重面纱下忧郁地寻找着自己。……
摇滚在中国的现实必然也是一个悲剧，谁也不能断言它是一场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还是卡夫卡式的悲剧。
摇滚还不可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性格，在音乐家那里它不是艺术，在行政官员看来它不是娱乐，在大批素质低下的听众那里它不是一种严肃的生活方式，在音商那里它只是盈利的工具。最后，在社会学家和音乐学家那里它成为某种先入为主的分类架上无足轻重的几页材料。
但，摇滚必然以它独特的个性和四不像的身份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而存在。摇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它是一种文化，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它所产生的作品很可能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垃圾，但那百分之一也许就会对中国文化的进化和发展而完成特殊的历史使命。
我惊异于电视上瞧着一派洋范儿的卫华怎么说起话来那么痞。她大声大气，快言快语，抽着烟喝着酒，透着一身混不吝的劲儿。臧天朔笑道：她正努力学老北京话呢。
大多数到场的人还真不明白什么是卡拉OK，张楚以为就是个Party，上台抱把吉他唱起了他的新作品《蚂蚁蚂蚁》和《BPMF》。还是吴海岗介绍演示了一下卡拉OK的使用方法，那时曲库全是港台歌曲，大家也不稀得唱，过会儿也就散了。谁也不曾预料到没过多久，东单的星月楼餐厅楼上就开了第二家卡拉OK，焦勇夫司长都去调研。到了当年11月，北京就已经有了七十多家卡拉OK。
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导演白志群和赵忠祥为此采访我，先问了个我觉得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卡拉OK？我脱口而出：澡堂子效应啊，有那么大混响伴着，谁都敢张嘴吼两嗓子啊！赵忠祥接着问：你看卡拉OK会无限发展下去吗？我竟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