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公司出电动汽车了，鲍勃·迪伦成主流了，手机也成了相机了？”当服满25年刑期、年已75岁的黑帮大佬德怀特·“将军”·曼弗雷迪（史泰龙饰）走出监狱大门时，他用“这都是什么鬼”来形容他看到的一切。
(资料图片)更尴尬的是，老大告诉曼弗雷迪，纽约黑帮也没余粮，已经没他的位置了，他只能去荒凉的塔尔萨城（俄克拉荷马州第二大城市）自建团队、重新创业……
犹如突然穿越到当下的“旧人类”，曼弗雷迪一出塔尔萨机场，就被迎面飞来的巨大蚂蚱吓了一跳。他试图靠“老规矩”东山再起——穿笔挺的西装，喝小杯意式浓缩咖啡，优雅地说狠话，大手大脚却有花不完的现金，对他看上的生意直接索要20%的保护费……
这就是《塔尔萨之王》，每周只播一集，每集才40多分钟。它被贴上黑帮剧、喜剧等标签，却都解释不了，它为什么如此轰动——爆米花指数（观众评分）已达86%，烂番茄指数（影评人评分）亦达77%。
点赞的人说，《塔尔萨之王》中，“主角的直率和旧价值观，吸引了我们这些在当今社会废话中寻找新鲜事物的人”；差评的人则认为，《塔尔萨之王》想讲的东西太多了，一半黑色幽默，一半黑帮剧，主角还与女警察有情感纠葛……这让它“每个情节点都如此荒谬，每一行对话都如此陈词滥调”。
在我看来，观众热捧《塔尔萨之王》，原因只有一个：在一切都在崩解的后消费社会中，它是最后的堂·吉诃德。
全球化正在落潮，时代不再需要壮怀激烈，人们渴望看到老英雄们光环褪尽、回归平庸。在曼弗雷迪身边，甚至也有一个桑丘式的人物，他是司机兼小弟，名字却与拳王相同，也叫泰森。
凭一份怀旧，与自己形影相吊。《塔尔萨之王》的自嘲，每个人都能听得懂，都能与它共鸣。
“屏幕上的黑帮”不是“真实的黑帮”
只看表面，《塔尔萨之王》与传统“黑帮片”无甚差异。
“黑帮片”是类型片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轫于上世纪初（一般认为，1903年爱迪生公司推出的、埃德温·S.鲍特导演的《火车大劫案》是最早以暴力为主题的电影），上世纪30年代勃兴，后因电影审查制度，一度受限，至上世纪70年代再度崛起——特别是大量香港电影人才“西行”，使“黑帮片”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今天所见“黑帮片”的创作原则，都在此阶段奠定。
这些创作原则包括：
盗亦有道者胜，不择手段者败。
只在被迫情况下使用暴力，而非滥用。
英雄主义情结，弘扬勇敢、忠诚、爱家人和个人奋斗等正面价值。
男性身体审美，如肌肉、着装品位、持枪姿势、生活格调等。
男人是主角，女人是配角。
这就留下一个道德困境：作为守法公民，我们都反对暴力，却为什么痴迷于“黑帮片”？这些“黑帮片”会不会妨害我们的心智，会不会不利于社会安定？
这些追问可能有些多虑。观众们痴迷的是“屏幕上的黑帮”，而非“真实的黑帮”，二者有本质不同。正如美国学者山姆·伍德所说：“现实的都市只有犯罪，想象的都市才有强盗。”
“屏幕上的黑帮”只是一种叙事方式，它满足的是人们“看的需要”，并非“行动的需要”。毕竟，我们已进入“影像时代”，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与祖辈不同，是生活在一个人造的世界里，自然已经被文化所取代，这里（自然）是指城市及大众宣传工具的拥塞”。
在今天，“看”既是一种工具，也是生活本身。所谓“生活经验”，已不再是“看到什么”，而是“如何去看”。换言之，现代人看影视剧，相当于过去人们逛公园、登山等。逛公园的人不会去建公园，看“黑帮片”也不会去当黑帮。
逛公园，是为代偿人与自然分割后的孤独感；看“黑帮片”，是为了抚慰平庸生活。“看”如指月的手指，它不过是一个中介，最终目的是让人发现月亮。纠结于手指如何，则《安娜·卡列尼娜》讲的是通奸故事，《红楼梦》是“诲淫”，《水浒传》是“诲盗”……一切艺术创作都是“摹本的摹本”，皆不可行。
“黑帮片”讲述的可能是“坏故事”，但要抵达的却是“好世界”。
好看，源于它打碎了所有美丽的传说
明白“黑帮片”的基本套路，即见《塔尔萨之王》不按常理出牌处。
首先，主角是个“可笑的英雄”。
在史泰龙演绎下，曼弗雷迪是一个脱离了现实感的“绣花枕头”——努力装优雅，但只能维持三分钟。得知小弟被欺负后，曼弗雷迪为平息属下愤怒，即席大讲了一番《孙子兵法》，可具体实践却是，抄起棒球棍蛮干。曼弗雷迪带着浑身的装腔作势，包括没必要的挺胸叠肚（即北京人所说的，吃不吃老端着），以及自认为很可怕的虚张声势。作为一个与世隔绝25年的人，他顽强地按照“大人物的方式”行事，犹如看多了“黑帮片”的小孩。
其次，黑帮日渐平庸，已非异世界。
在《塔尔萨之王》中，纽约黑帮已完全企业化，也要考虑收支平衡、人力资本调配，成员个个胆小如鼠，黑帮大佬会议约等于董事会——口不择言，全无体面，对老大毫无敬意。老大也有自己的烦恼，他基本退出江湖，试图把管理权交给儿子，可儿子的权威不够，无法震慑属下。
曼弗雷迪到塔尔萨后，霸占了马丁·斯塔尔的大麻药房，并将其收为小弟。可马丁·斯塔尔怎么看都像一个摆野摊的，除了一个气罐外，什么都没有。他甚至没胆量说一句完整的话，一遇危险就开溜，偏偏又缺乏反应速度和智商。至于泰森，本是问题少年，因一直不被父亲认同，才加入黑帮。
江湖让人向往，在于它与常态社会不同，可《塔尔萨之王》中的黑帮早已平庸化，犹如郭德纲的《我是黑社会》，业余犯坏，专业搞笑。
其三，黑道规矩败坏殆尽。
在传说中，黑帮奉行的是血酬定律，超越了商业层面的付出等于回报，还需情感、道义的加持。让曼弗雷迪震惊的是，他为老大付出25年自由，老大曾承诺曼弗雷迪会帮忙照顾他的女儿，却给女儿带去一生之痛。如果连自己所爱的人都不能照顾，这还是英雄吗？如果连规矩都崩塌了，什么才是异世界？所谓“塔尔萨之王”，其实是被流放的旧梦。
《塔尔萨之王》好看，因为它是一次彻底的解构，将兄弟情、敢作敢当、任性而为、靠胆量吃饭等传说彻底打碎。剧中，曼弗雷迪看似神气活现，其实内心憔悴，一旦剥开外壳，才发现里面全是生活留下的暗伤。
连曼弗雷迪都不再有的世界，可能更可怕
《塔尔萨之王》式的解构，注定会招致各种批评，也会赢得许多人的喜爱。
从历史看，“黑帮片”的沉浮总与时代息息相关。上世纪30年代“黑帮片”勃兴，是大萧条和美国禁酒令的产物，无力面对生活艰难，屏幕上的大杀大砍就是解脱；上世纪90年代“黑帮片”渐入高潮，则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让美国的财富暴增，也加剧了贫富分化，“黑帮片”成了白领们的安慰剂和解压药——往后一步可能落入低收入阶层的万丈深渊，人们自然更关注非规则手段带来的一夜暴富。
昆汀·塔兰蒂诺、大卫·芬奇、马丁·斯科塞斯等的崛起绝非偶然：他们的黑帮片简单粗暴，没有避讳，没有道德关怀，甚至没有叙事逻辑，只需将一个又一个残暴镜头串联起来，不断突破“看”的边界，便能赚得盆满钵满。
在此阶段，“黑帮片”已开始解构。
一方面，黑帮逻辑本身有漏洞。
马丁·斯科塞斯的《爱尔兰人》中，黑帮头子谢兰晚年对女儿说，他犯罪“只是想保护你们不受伤害”。女儿反问道：“不受谁的伤害？”
一直以来，黑帮试图告诉人们，世界充满风险，成熟的人必须主动保护自己，可全球化抹平了几乎所有角落，这套说服术的魔法已失灵。
另一方面，书写文化正在崩解。
告别自然之后，书写文化成了人类生存的背景，可在影像的冲击下，书写文化已岌岌可危。对现代人来说，“看”的背后已无空间，共情取代了同情，感动取代了沉思，刺激取代了崇高。如果爱、责任、勇敢之类并不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看“黑帮片”？
其实，在《爱尔兰人》中的黑帮已是老年俱乐部，昔日行动果断的大佬们开始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塔尔萨之王》则又往前走了一步，曼弗雷迪是一个彻底的“不合时宜的人”，他活着的价值，在于引人发笑。
每个夹缝时代，都少不了曼弗雷迪这样的人物：旧时代夕阳西下，新时代尚未到来，纷纭的价值与选择，培育了人类的戏谑精神，可哈哈大笑者真是时光中的主动者，真比曼弗雷迪更入世？
堂·吉诃德在孤独地漫游，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出现。他代表了我们不忍割舍的过去，毕竟那也是生命的根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他注定是灵魂的乡愁。后现代社会的代价是自我消逝，我们曾向往成为曼弗雷迪，如今已成笑话。可不久的将来，世界将正常到连堂·吉诃德都不会再有，连向往都不复存在，那该怎么办？
向前看的人会鄙夷《塔尔萨之王》，但向后看的人会迷上《塔尔萨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