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由拓跋氏建起的北魏王朝，占据了中国北方，与南朝的汉人政权隔江而治。经过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迁都洛阳，北魏政权可以说是在中原站稳了脚跟，成为北方的绝对统治者。
翻开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在“刑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子：北魏孝文帝之女、北魏宣武帝的二姐——兰陵长公主，大约在公元500年，嫁给了南朝叛逃而来的将军刘昶之孙刘辉。据说长公主非常好妒，无法忍受刘辉有其他女人。刘辉与婢女私通导致婢女怀孕，兰陵长公主知道后处死了这名婢女，并且将婢女开膛破肚塞入草料，再送回给刘辉。刘辉十分震惊，两人关系降到了冰点，最终闹到了摄政的灵太后处。
(资料图片)灵太后在调查后，知道两人已经水火不容，于是决定削去刘辉的爵位，让他们离婚，这时距他们新婚已有十五六年之久了。然而，一年之后，可能是出于长公主的请托，一个掌权的宦官和一位当年主持调查的皇族大臣向灵太后建议，让公主与刘辉复合。在近臣的请求下，灵太后权衡了下，答应让长公主与刘辉复合，并且亲自护送长公主出宫，嘱咐她日后要小心行事。
几年过后，长公主怀孕了，但刘辉在此时却和平民张容妃、陈慧猛有染。长公主本选择忍气吞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她身旁女性朋友纷纷为她表示不平。公主最终按捺不住，和刘辉再起冲突。根据《魏书》记载，刘辉在愤怒中将公主推下床，又用脚踩她的肚子，导致公主流产，最后重伤不治。刘辉畏罪潜逃，朝廷随即悬赏捉拿，同时又将张容妃、陈慧猛和她们的哥哥缉捕下狱。
这是当时的一件大案，因为死的是皇室成员，并且是被“渣男”家暴致死的，牵连虽不多但八卦味道十足。尤其是在朝堂上，对此案的判罚引起了争议，汉人官僚集团对此案的判罚提出了异议，与维护皇室、保护公主的势力针锋相对。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李贞德教授以此案为契机，透过法律来看历史，将案件背后的各条线索进行分析，更是将背后的意识冲突展现出来，最后汇总为这本《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
案件之中，有五人要对兰陵长公主的死负责，分别是驸马刘辉、“淫妇”张容妃和陈慧猛，还有为偷情提供方便的“淫妇”哥哥张智寿、陈庆和。代表鲜卑皇室立场的门下省认为，刘辉殴打公主致使流产身亡是谋逆大罪，而张容妃和陈慧猛与驸马通奸导致公主身死，也应该定为死罪，但皇恩浩荡减为剃头充作宫婢。身为兄长的张智寿、陈庆和不但没管教好妹妹，还为偷情提供便利，罪加一等应当流放边疆。
以崔纂为代表的汉族官僚，从儒家的五服亲疏伦理出发反抗申辩。对于崔纂来说，他并不是为了驸马开脱，而是认为既然有法可依，皇室凭个人意愿肆意定罪，作为朝廷重要中枢的门下省还助纣为虐，找寻判定刘辉谋逆的法理依据，他非常看不惯作为受到儒家教育的汉族官僚，也看不上少数民族政权的这种野蛮逻辑，势必要在逻辑上与他们斗一斗。
对于杀子还是谋逆问题的根源在于，兰陵长公主肚子里孩子的身份。自从汉代以来，凡是杀害皇室成员的人，便有可能被视为谋反而被处以极刑。这里崔纂引用了“夫为妻纲”认为长公主既然已经嫁人，在父系家族伦理中她的第一身份是刘家人，而不是北魏皇室。因此，她的死不能定义为是杀害皇室成员，依据这个逻辑，公主所怀的胎儿本是她的骨肉应该算是皇室成员，但这个孩子最优先和最重要的身份是刘辉的儿子，并不算是皇家成员。
谋逆之罪没有根据全凭统治者的好恶来定罪，没法服人。崔纂主张刘辉所犯的罪，其实是杀了自己未出生的孩子。根据北魏的《斗律》记载：“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也就是无论怎么说，杀子得惩罚最多也就是五年的徒刑，不至于按谋逆算。可能是史书中记录不多，刘辉家暴杀妻该如何定罪并没有记载，案件的交锋主要在谋逆和杀子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刑罚上，至于如何定性，各方都希望用自己的说法来影响统治者的决策。
张容妃和陈慧猛虽然被减刑为剃发充为宫婢，但崔纂认为这个刑罚仍然太重。如果朝廷认为她们两个是杀害公主的从犯，按照流程也应该是根据主犯的定罪而定从犯的罪行，不应该急于定刑。另外，她们俩实际上犯的是通奸罪，通奸罪就算当场被捉住也不应该是剃发贬为贱民，顶多是处以徒刑。
对于两位女子兄长的处罚，崔纂也提出了异议。根据供词知道了女子已经嫁为人妇，并且还生了孩子。那么根据《仪礼·服丧》“夫者，妻之天”的伦理，主张已婚妇女犯了罪，为她负责的应该是丈夫而不是兄长。况且自西汉以来，法律就容许“期亲相隐”，基于亲情难舍的事实，一个人如果包庇了犯罪的亲人，法律并不能因此而严惩他。因此，张智寿和陈庆和的知情不报，可以谅解，朝廷不能因为怨恨刘辉而迁怒他们。
虽然以崔纂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引经据典按照儒家的人伦逻辑和当朝的法律做解释，但仍然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免了职。崔纂等汉人集团以汉人传统和父系社会礼法为依据，忽视了北魏鲜卑少数民族的特性。北魏虽推行汉化，但仍处于灵太后掌权下女主政治生态中。而这些确被汉族官僚们忽视。
崔纂他们质疑是皇权的滥用，否定的是统治者也就是灵太后的情感。毕竟大臣们反对的是皇权，自然以失败告终。据《魏书》上记载，在兰陵长公主的葬礼上，灵太后痛哭流涕，并护送公主的灵柩出城外。她后来说，她觉得兰陵长公主所托非人，明明自己能把她救回来却又让她回到了刘辉的身边，她受了太多的委屈，为了家丑不外扬而忍气吞声，最后才落得如此下场。因为女人对女人的怜悯才让灵太后介入，无视尚书省和刑部的意见维持原判。
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情景重现“公主之死”一案，在讲述的过程中引出案件背后各种关联，儒家、法度、父权、女性、皇权、官僚等等因素互相交织，为读者展现出的是古代人对于法律伦理的思考，也引起现代读者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