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著名作家冯骥才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改编的同名话剧，日前开启全国巡演，既叫好又叫座。《俗世奇人》以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市井生活为背景，讲述了诸多传奇人物的生平事迹，素材均收集于长期流传在津门的民间传说、奇人异事。
有人说，传统文化的创新，要以人为本，为时代所需，为生活所用。消除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隔阂，只有靠文化符号的多样性展现、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才能让传统文化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俗世奇人》被改编成话剧而走上舞台，可谓对上述文化理念的生动实践。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以该剧本身的题材、人物而论，其与“高大上”少有关联，因而觉得难以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可帷幕拉开，随着一幕幕剧情的展开，一个个人物的上场，观众被深深吸引而拊掌叫绝。细细而想，其实“关注市井俗世，聚合生活；关注人才成长，契合需求；关注品质提升，综合打磨；关注演出效果，整合资源”，才是该剧叫好又叫座的原因所在。
总有人以为，市井俗世生活太过普通，因而并不适合搬到时间短促、空间逼仄的话剧舞台上进行表演。从表面上看，此言似乎在理。殊不知，市井生活就是人们最寻常的生活，俗世的烟火气就是人们日子里看似普通而又弥足珍贵的价值性、生命力所在。戏剧作为舞台艺术，解剖市井俗世生活的断面，其实就是在还原普通百姓曾经的生活场景，就是在展示百姓的生存状态及其对生命的叩问、对人生的追求。如果说，贴近生活是包括舞台艺术在内的所有文艺创作必须秉持的一大原则的话，那么，话剧《俗世奇人》立足挖掘市井世俗题材，以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市井生活为背景，讲述一个个传奇人物的生平事迹，就是对贴近生活原则的积极践行，也有利于观众读懂那个时代，理解不同人的悲欢离合。是啊，当《俗世奇人》摆脱了“假大空”的说教气，舍弃了“靠炫技种悬念、以悬念拉剧情”的套路活，本真地回归生活、扎根泥土以后，它的灵性与禀赋、丰盈与多彩，便那样地生气勃勃了。
尽管《俗世奇人》取材于“长期流传在津门的民间传说、奇人异事”，而民间传说、奇人异事能长期流传，也定然是有来由、有根据、有轨迹的，换言之，即便有加工的成分、想象的痕迹，也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产物。
于是，一个个民间传说通过舞台表演才显得那般鲜活，一个个奇人异事借着话剧表演才体现得那样真实。换言之，这些从真生活中破土而出的一个个细节，饱蘸情感，且有着平实而又抓人的张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民间传说、奇人异事可谓“水到渠成”地揭示了一个观众共同关注的“成才”主题——“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从清末到民初，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个性，既能空手拿贼，又能平地抠饼的54位奇人”，不就是对各路人才形象生动的展示吗？自然，这些人才的脱颖而出，既有家庭条件的催生元素、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也有人才自身的努力要素。在娱乐之余，善于从中梳理找寻出成才的规律和特点，特别是家长从中获得培养孩子成才的教益，是否也是当下观众的一个审美取向呢？
作为小说，《俗世奇人》虽有口皆碑，但要将小说搬上话剧舞台，并非简单改一改就可以了。原著人物众多，故事相对独立，人物关系各不相关，横跨清末民初数十年，要将短篇小说集改编成精彩又不失冯骥才特色的话剧剧本，并非易事。为此，主创团队反复思考、认真斟酌。从“黄维若先生历时数月，自有独门绝技般地数易其稿，几乎一个不少地将《俗世奇人》全本中的有趣人物融合进剧本中来，而且个个精彩，毫无违和之感”，到“钟海导演凭借对冯骥才作品的了解和创作经验，用多种导演手段，让每一位奇人在舞台上独具特色”，改编过程中的多种努力与多元创新，可谓精益求精，让这部同名话剧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崭新“打开”方式。
把一个看似波澜不兴的题材，最终演绎得如此风生水起，当然不是自然天成的产物，而是整合各方资源并予精心调制的结果。原著《俗世奇人》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其中《泥人张》一篇还被选入小学教科书，这为《俗世奇人》搬上话剧舞台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俗世奇人》话剧改编由创作过《秀才与刽子手》《样式雷》等经典话剧的编剧黄维若操刀，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钟海执导。刘敏涛领衔主演，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联合出演，正所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俗世奇人》成功搬上舞台，叫好又叫座，告诉我们这样一条文艺创作规律：无论是戏剧艺术还是影视艺术以及其他文艺创作，在生活这棵常青树上，藏着创作的无限灵感。号准时代脉搏，从中华文明中“采矿”，在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中，更多在意人的心意、人的活动、人的感受，并对生活进行再创造，我们必能挖掘并讲好更多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