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学奖的评选通常会有历史维度的考虑，然而《承诺》并非仅仅是由于反映了南非的国家历史而获得2021年的布克奖。达蒙·加尔格特通过灵巧的笔触和叙事视角的转换，讲述了一个轻盈且具有悬念的故事——主人公的母亲在去世前要留给黑人女佣一套房子，但是在20世纪的南非，会有人承认这件事情吗？
有趣的葬礼开场
(资料图)2021年，布克奖宣布南非作家达蒙·加尔格特的小说《承诺》获得该奖项，并在颁奖词中表示“这本书在形式上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它为一个衰落的家庭和充满麻烦的土地做出了强有力的书写”。这也让小说读者（尤其是国内读者）的目光再次注视到南非这个很容易被遗忘的国度，自J.M.库切之后，加尔格特成为了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南非作家。
自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也未尝不是一种阻碍，作为非洲国家，南非文学也很容易在读者中间产生天然的隔阂，那里的事情过于遥远，政治与社会背景过于陌生，其所表现的黑人生活也不属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非洲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交集也没有那么多，其中出现的文学与宗教典故也经常超出我们的阅读认知。不过，达蒙·加尔格特的小说读起来的阻力并没有这么大，它完全可以作为一部忽视历史背景而阅读的小说（虽然这肯定并非作者的原意），《承诺》的故事风格也像是“简化过的福克纳”，有着意识流和间接叙事的骨架，但又不会在同一个房间或时间中沉浸太久。
和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一样——艾迪的葬礼是《我弥留之际》的开场，她要求自己死后与娘家人安葬在一起，但在运输棺椁的过程中阻碍重重——《承诺》也以母亲的葬礼作为开场，其中的冲突比福克纳更简单直接，主人公阿莫尔的母亲身处南非皈依了荷兰归正会（荷兰最大的基督教会），但是在去世之前选择了回归犹太教，因此触怒了家人，人们对于如何安置她的墓地以及采用什么宗教形式的葬礼产生了分歧。一部小说将葬礼作为开场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在阅读时，我们想不到哪个场景所辐射的时空能够比葬礼更加丰富，它可以是冲突的结束，也可以是冲突的开始，它在当下的空间发生，但参与葬礼的人又可以将往昔及未来的时间引入这个现场，同时由于死亡的特殊性质，围绕葬礼发生的事情还会具有一种天然的永恒感。
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让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作家能够把葬礼这个场景写不好，所以，这个场景通常是一位作家最能够展现自己写作才华的地方。如果说加尔格特继承了对他影响极大的作家福克纳的风格的话（他自己说过当空余时刻时会频繁翻阅福克纳的小说，寻找语言风格的灵感），在小说的葬礼部分这个语言风格也最为明显：
“幸好她并不重，疾病早已将她掏空；不用费多大力气，便能将她抬下楼梯，绕过底部很难绕过的转角处，沿着过道抬进厨房。从后面出去，死者丈夫专横的姐姐命令他们，沿着房子侧边走，别抬着它从客人身旁经过。只有在听见那辆长轿车的启动声，以及空气中渐渐消失的引擎震动声后，访客才会意识到死者终于离开了这里。
接着，蕾切尔走了，真的走了。二十年前，还是新娘的她怀着身孕来到这里，此后便没有离开过；可现在，她再也不会从前门走进屋里了。”
在这样的片段中，空气与人，时间的凝固与流动，以及往昔和当下完全交融在了一起，同时叙述主体的短暂缺席让这个场景具有了自己的存在感。
一句承诺带来的悬念
在葬礼结束后，小说的情节也并不复杂。“承诺”是整个故事唯一的线索。主人公阿莫尔无意间听到了母亲在弥留之际与父亲的对话，她在临死前和父亲提到，要将一座农场里的房子送给在家中服侍多年的黑人女佣萨洛米。阿莫尔的父亲答应了妻子临死前的请求。但是在母亲的葬礼结束后，阿莫尔公开提到这件事情时，她的父亲却对此矢口否认。她的兄长安东和姐姐阿斯特丽德也对此表现得非常冷淡——尽管他们兄妹三人都是被萨洛米抚养长大的。
无论是安东的反对还是阿斯特丽德的冷漠，《承诺》中并没有选择塑造那种露骨且刻板的种族歧视场景，尽管南非一直是种族歧视极为严重、黑人与白人的冲突非常频繁的国家之一，但是加尔格特没有将冲突作为小说写作的核心，不同阶层、肤色之间的隔阂，以及《承诺》一书中所跨越的南非近40年的历史，都是通过暗流的形式所展现的。而后，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在姐姐阿斯特丽德的葬礼结束后，阿莫尔又第二次、第三次提起了当年母亲的承诺，然而却终究无法兑现。在每一次家庭成员的葬礼结束后，关于承诺是否兑现的讨论，是这本小说的悬念，这吸引着我们可以一直阅读下去，虽然就小说阅读的经验来看，开场的承诺与矛盾，大概率都是要等到小说最后一幕才会收场的。
阿莫尔的兄长安东在小说中呈现的面目很混沌。他是士兵出身的人，性格却怯懦易怒，因为当地人的一点冒犯而开枪打死了一个女人，这也是之后当他收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后，会认为是自己开枪打死了自己母亲的原因，因为“我杀死了别人的母亲。所以我的母亲才会死”。他由此对战争产生厌恶，离开兵营，选择成为一名逃兵。而且他在这个时刻很高调地宣扬自己将会走上一条与之前不同、与其他人不同的人生之路。
这些在第一章节发生的故事不禁会让我们在安东这个人物身上赋予很多期待。可事实并非如此。他没有走上任何与众不同的独特之路。安东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之后，在妹妹阿斯特丽德在南非被劫匪杀害后，他在停尸房里面对警察也陷入了混乱的喃喃自语——“是的，我见过尸体，我曾经也杀过一个人”。但是罪恶的坦白在安东的身上并未能转变成救赎的行为。他躲避，等待着所谓最终审判的降临，犹如期待着一场大雨将南非历史的泥泞与遗留的罪恶冲洗得干干净净的泥人，却未曾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甩开身上的污浊。安东曾经多次阻挠了阿莫尔提到的给黑人女仆萨洛米的“承诺”。第一次是出于法律，他告诉阿莫尔说，即使母亲在去世前真的有这样的承诺，即使我们愿意把房子给萨洛米，但是这也是违背南非法律的行为（彼时的南非，黑人还没有接受房屋遗产的权利）。等到第二次家庭成员葬礼的时候，南非社会已经发生了改变，黑人已经在法律上拥有了这项权利，但是安东依然没有遵守父辈的承诺，而是试图策划一笔交易。
在安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南非历史的折射。他曾经在白人统治时期担任士兵，并有过射杀平民的行为；对于家里抚养自己长大的黑人女仆，他没有压榨和暴虐的行为，但骨子里并不认为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在安东参加最后一场葬礼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他酒驾了，而押着他做酒精检测并取罚款的则是一名黑人执法者。这些片段反映出了南非历史在几十年间的变化。而我们的主人公阿莫尔也是如此。她离开家庭，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成为了一名护理艾滋病人的护士。这也是一项与南非历史相关的选择，因为曾经的南非执政者认为艾滋病完全是美国的宣传阴谋，艾滋病不过是因为缺乏资金造成的穷病，从而拒绝西方的医学治疗转而鼓励使用南非本土的草药治疗法。不过《承诺》里依旧没有直接描述这些事件的过程及其所带来的灾难，还是通过家庭的处理方式，让社会背景在家庭的房间中沉降，从而表现出真实质朴的日常人生活。
如果说这本小说有什么令人遗憾的地方的话，那或许是收场的时刻。在安东也去世之后，阿莫尔终于可以履行几十年前母亲对萨洛米的承诺了。但时隔多年，这栋房子的现实价值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萨洛米也已经不再奢求，当她说出这个决定时，她所面对的是来自萨洛米儿子的质问——“你不再需要它了，也不介意把它扔掉。就像你吃剩的食物一样，你给我妈妈的，就是这种东西，晚了三十年。还不如什么都不给。你不能在用完后施舍给别人，这位白人女士。”这无疑是南非黑人对白人的一场历史质问。阿莫尔给出了自己的辩解，说自己多年来从未使用过家里的资助，这些年存下的钱可以全都馈赠给萨洛米母子，作为姗姗来迟的承诺的一项补偿。阿莫尔无疑是积极且善良的，但也似乎象征着人类在历史补偿上的别无他法。在整部小说中阿莫尔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选择与对承诺的坚守，但是她作为文学角色存在的质感却并不重。平凡人物身上所暗含的伟大行为一直是近几年世界文学创作的塑造趋势，可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也限制了人物身上难以预测的可能性。
撰文/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