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可驹）
张可驹（以下简称“张”）：请谈谈你早期的音乐生活，你大概是从何时开始显露歌唱的天赋？
石倚洁（以下简称“石”）：很小的时候，最早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唱歌了，参加过一些合唱团，也有过一些独唱的演出。可当时，我对于舞台是惧怕的，上了台也不敢表演，成绩不是太好。不过整个合唱团的成绩不错。要说何时开始显露歌唱天赋，其实在幼儿园就有老师说我嗓子好。而真正显露这样的天赋，很难说是什么时候，因为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生活中有人说我唱歌唱得好，我也受到鼓励，慢慢喜欢上了唱歌，渐渐走上了学习歌唱的道路。
张：那什么时候有明确的意向，要向歌唱的专业发展？
石：初中二三年级的时候。也并不是说那时的歌唱天赋就已非常明显，只是喜欢唱歌而已。然后就想要考师范学院，从事小教或幼教，而并不是想成为歌唱家，成为一个在一线演出的人，没有这样的想法。（张：为什么选择幼教？）因为感觉幼教离我比较近。“成为一个歌手”，这样的目标在当时显得虚无缥缈，离我的生活太远了。而“成为一个音乐老师”，就离我近一点。至少，我学习音乐，然后从事小教或幼教，这是一个切近的目标。
张：显然，听你这么说，除了唱功之外，你在语感方面也有非凡的天赋。
张：能否简单谈谈你对自己的定位？在你看来，自己是怎样一位男高音？
石：一位很普通的男高音啊。而要说方向的话，其实我在大学里面，一直是按照抒情男高音的方向学的。当时所唱的曲目，都是浮士德、鲁道夫、公爵（注：威尔第《弄臣》中的曼图阿公爵）这些人物，后来在比赛的时候，唱的也是这些。作为一个年轻歌手，当时才二十三四岁，年纪还很小。虽然专家们能在你的嗓音中听到将来的发展趋势——十几年后，你也可能往抒情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如果让你直接走上唱抒情男高音的道路，应该是害了你。因为你的音色和声带肌肉的力量与强度，都没有达到抒情男高音的标准。或许差不多在半年之内，你可以装一下，但一年之后、三年之后、五年之后呢？这样，大家就会为你的艺术寿命而担心了。所以，当时我的经纪人和我意大利的恩师就建议我唱莫扎特。但你知道，莫扎特歌剧对我而言，路也很窄。他的四大名作里面，我只能唱三部，《费加罗的婚礼》里面根本就没有像样的男高音角色。这样，就是有《唐璜》《魔笛》《女人心》，还要加上《后宫诱逃》。此外，我还唱过《扎伊德》（注：莫扎特较冷门的早期歌剧）。确实是路很窄，已禁锢了工作的范围。前一两年的时候，我基本就是唱莫扎特，还有其他歌剧中的一些小角色，包括《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人物。还有雅纳切克的《莎尔卡》、科恩戈尔德的《死城》以及布里顿的《魂断威尼斯》，这些歌剧中的人物都是配角。当时没办法，除了莫扎特，其他的歌剧里面你都只能唱配角。在这种情况下，经纪人和我那位意大利的导师就说：你不妨去试试罗西尼，说不定能帮你开拓另外的道路，因为你的音色适合罗西尼，高音也没问题。可我自己担心的就是，我当时没有花腔。我之前是依照抒情男高音的路子去练的，那时我坚信花腔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培养的。而当时，我的花腔也从来没有好过。
张：从来没有？！
张：那是自然的了。
张：罗西尼的歌剧中，男高音的花腔有时很繁重。很多不同时代的歌剧中，也都会由男高音来唱花腔。而我一直有些好奇，既然女高音里面有着“纯花腔”、“抒情花腔”这样的区别，那么对男高音歌唱家来说，是否也有专门侧重于花腔的分类？
石：如果一定要区别开，那可能是依据时代：巴洛克的花腔与莫扎特歌剧中古典风格的花腔，还有后来的美声歌剧中的花腔，这些不同的花腔，“跑法”都不太一样。如果细分的话，也可以分，但从来没有人去划分过。通常只是说，擅长哪个时代的男高音，或偏向于唱哪些作品的男高音。在男高音里面，贴近于“花腔男高音”概念的是Tenore Leggero（轻巧男高音），弗洛雷兹就是轻巧男高音。而我是Leggero Lirico，跨在轻巧和抒情之间，能唱一部分轻巧的角色，音色上也适合唱一些偏抒情的角色。
张：我一直有个疑问，当时罗西尼对于采用胸声唱出high C曾表示过反感，或许旧时代的大师不容易接受新事物，但是否也有可能，他是感到这种唱法和他本人的美学相左？
石：确实，我在罗西尼歌剧节的时候，听去年去世的Alberto Zedda大师谈过这个问题。他是罗西尼基金会的艺术总监。80年代，也是他和阿巴多一起，把罗西尼一些被尘封多年的作品从巴黎等地的图书馆中发掘出来。（张：我知道这是阿巴多的重要功绩。）很多人都知道阿巴多做了这件事，但其实是和他一起做的。他为很多罗西尼的歌剧谱子写过序，包括《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当然也不仅限于罗西尼，对于整个美声时期，他都是专家，应该也是先前在世的最权威的专家了。我有幸在罗西尼歌剧节的时候向他学习，他教了我很多东西。当时他就谈到，在罗西尼的时代，歌手的声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无论在那不勒斯还是在威尼斯，罗西尼身边都有一帮歌手，他们当时的发声技巧和审美与现代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发声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应该是从真实主义歌剧的时代发展起来的，就是卡鲁索时代开始，演唱中慢慢用上了胸声。而罗西尼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的发声技术。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录音，无法知道罗西尼时代的歌唱家具体是怎么唱的。听说当时他们唱花腔的时候，跑得也并不是特别干净，其实会有点“糊”，有时是“滑”过去的，并非像现在这样如同珍珠一般，每个音都干净分明。而高音的演唱，那个时代也是用偏假声的方法“顺”上去的。有人开玩笑说，如果罗西尼复活来到现在的21世纪，听到弗洛雷兹的演唱，或许并不会喜欢。不过就像你所说的，当时也出现了用胸声来唱high C的做法，罗西尼也听到了，据说他当时很反感，觉得特别低俗。但我猜，他所听到的效果应该不太好，因为那个技术在当时只是个雏形，并不成熟。不仅是罗西尼，还有贝利尼写的highF，现在通常认为当时也都是用假声来唱的。至于胸声的唱法是否同罗西尼的美学相左？其实应该说，这是同当时整个社会的审美不太一样的。就像现在也有些固定的审美，一个新兴事物突然摆在你面前，你也不一定会喜欢。当时所崇尚的是那种宫廷式的“绅士般的”风格。比罗西尼更早一些的时候，男人还穿高跟鞋，穿收（裤）脚的裤子，再配上长筒袜，你现在能接受吗？（张：我只是感觉那个对身材要求很高。）他们以这些东西为美，男人鞠躬行礼的姿势也非常夸张。当时所崇尚的“绅士风度”有一种优雅的感觉，不同于后来真实主义所呈现的撕心裂肺的感觉。我猜想，那时的人听了真实主义的风格，会感觉特别“土”，欠缺绅士风度。
石：对，如前所述，罗西尼时代的唱法与现在不同，却又已经失传了。而之后，到了真实主义歌剧的时代，歌唱家们发现，罗西尼的作品用真实主义的演唱技巧唱不了。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演变，慢慢地，罗西尼的歌剧又开始被演唱，但其中一些难度较高的花腔部分往往会被删掉。而到了近现代，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技术又发展了，随着一些歌唱家的出现，这些高难度技巧的部分也能唱了。譬如80年代，有Araiza、Mateuzzi、Kunde、Blake这些歌唱家的出现，到现在是弗洛雷兹、布朗·李、卡玛雷纳的出现，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体系。由此，很多东西就不得不唱了。
石倚杰出演《军中女郎》
张：这么说，你演出的时候，就是以爆发来对抗压力了？不仅将咏叹调再唱一遍，还多加了一个high C。
石：那个附赠的高音，其实是这么回事。我在2007年的时候去意大利，参加吉利逝世5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音乐会当时有三位歌手，我和一位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还有一位意大利的前辈男高音歌唱家。音乐会上那位男高音歌唱家唱的就是《军中女郎》中的咏叹调“多么快乐的一天”，他当时就是这么处理的，加了这个高音，而且是每次演出都加。因此给我留下了印象：在那里可以加一个高音。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当天，我原本没有准备加演。开演前15分钟，我到剧院门口给朋友送票，剧院的人找到了我，问我稍后要加演怎么办？我问：今天有加演吗？对方告诉我，他们认为听众肯定会要求加演的，我最好事先和指挥沟通一下，从哪里开始加演，以及指挥做一个什么样的手势表示自己可以再唱一遍。因此我就去和指挥沟通，临时决定了这些安排。而在加演的时候，我也是唱到那儿，临时想起11年前，听那位老前辈是这么加的，于是自己也加了一个，是不经意的选择。
张：原本，你的独唱音乐会出现票房秒杀，已可称为“小传奇性”吧。而到19个high C的时候，就完全是临门一脚了。
石：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把自己的歌唱好，尽量保持自己的艺术青春能更长一些，这才是重要的。其他的一些，很多都是外界对于我的诱惑、对于我的影响而已。我得时刻让自己保持清醒。而你刚才提到，帕瓦罗蒂说，对于高音，听众等着他一张口就创造奇迹。其实听众的这些期待给歌手带来的压力不小，有些欧洲的同事在聊天的时候，我会和他们说：你们不要看我们在舞台上似乎是很美好的样子，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简直就像是蹲监狱一样。虽然我们有人身自由，但需要控制自己生活的许多方面。一个好的歌手，为了保持自己的状态，为了每场都能唱好，不能喝酒，不能抽烟，太晚不能吃饭。因为太晚吃东西，早上胃酸反上来的时候，会对声带有影响。不晚睡，不早起，风太大了不出门，容易受凉感冒，下雨时也躲在家里，万一淋了雨，也容易感冒。太阳太晒了不出门，因为怕太干，对嗓子不好。我们也不能怎么运动，一喘也会影响到嗓子。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吃，比如辛辣的东西、有刺的东西不能吃，人生的很多乐趣都无法享受。（张：我听说卡鲁索会抽烟，而且抽得不少，但他在告别音乐会上也确实咳血。）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有人就是过着清教徒的生活，一生只为了这个舞台。特别是高声部，唱罗西尼，或所有美声时期的作品，这些都需要特别精密的技巧，精密到就像是瑞士手表。唱普契尼，到了大线条的时候，有些部分你可以随着音乐线条走向顺过去；但是唱罗西尼、贝利尼、唐尼采蒂、莫扎特等的作品，原作非常精密，有一点点差错，都会被显示出来。所以很多歌手自律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回来，歌剧中的那些标志性的高音，需要我们非常完美地去演绎它们，否则“哪怕整晚其他部分唱得像个天使”，但高音没有演绎好，这场演出就是失败的。这些压力会让我们的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我现在和你说话的时候，精神也是高度紧张，想着自己不能说太多的话，因为后天还有演出。意大利人跟我说，贝尔贡齐有演出的时候，在家里和太太是写纸条的，都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