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纪录片节上，广州本土最具知名度的纪录片导演周浩多年来都是以“主场”身份出现，主持了5年新锐导演论坛。
周浩
谈首次上大银幕：该来的都来了
陈玮曦：很多导演都有大银幕的执念，你之前的片子十几部都没有上过大银幕，《孤注》终于上大银幕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浩：没有想到那么多，以前参加电影节在几百人的场里面放过，我本身不是学电影出身的，我没有特别强烈的电影院的情结。大银幕还是一种媒介，只是多了一个空间，毕竟在中国生活还是需要跟大众见面。做纪录片也是一个媒介，有这个机会挺好的，但是谈不上欣喜若狂，该来的都来了。
陈玮曦：去电影院播放《孤注》是一开始想好的？
周浩：这个片子做的时候是一开始就想好的，本来是一家电影公司找我们的，甚至创意是他们创意的，他们找了很多的导演，我们最后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
陈玮曦：电影公司要求你做，对影响你的创作吗？
周浩：没有，因为找我做片子的人肯定是看过我以前的片子，他对我观察世界的方法是认可的，所以他不可能说要求我做一个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来找我就是因为喜欢他们我以前的东西，喜欢我的方法。
出发点是别人的要求，但是很快转化为自己的要求，纪录片导演必须随遇而安，在现有的状态下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很难有一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它一定是自己的事情和别人的事情结合起来才可以变成现实。
左一为主持人周浩（摄影陈志刚）
谈创作：做纪录片最大的快乐是跟采访对象打交道
陈玮曦：你做纪录片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周浩：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找影片、生活里面的这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我做片子最大的快乐吧。有人说你做片子最大的快乐是干嘛？是上台领奖吗？去电影节吗？当然那个很眩目，但对我来说更快乐的事情就是在跟这些采访对象打交道过程中，你得到的那种满足感，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有诱惑的东西。
陈玮曦：做纪录片的过程中你最讨厌的环节是什么？
周浩：我真谈不上讨厌，我觉得这些过程都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你不可能说我的快乐是建立在拍摄过程中，那种沟通或者准备拍片子的时候有很多的窘境，比如说拍不下去了，人家告诉你不要拍我那怎么办？当这些问题被你一步一步化解之后，那种快乐其实会更大，从来没有一部片子是非常顺利，那就不是一部片子了，如果你拍完之后那部片子跟你之前想象的完全一样的话，那是很无聊的东西，一定要出乎自己的意料，才可以说服观众。
陈玮曦：职业和爱好高度重叠这件事情有困扰过你吗？
陈玮曦：《大同》以后不再担任摄影，一般会开始由摄影师掌控现场的调度，你创作上有了什么样的转变？
陈玮曦：不端机器会有一种思维被解放的感觉吗？
陈玮曦：纪录片行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问题对你来说还是一个问题吗？
周浩主持新导演论坛
给新人的建议：纪录片不是一个名利场，也挣不了什么大钱
陈玮曦：这几年你做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新导演论坛的主持人，你能谈谈纪录片新导演他们在创作上有什么趋势吗？
陈玮曦：能否给年轻导演一些少走弯路的建议？
周浩：其实我觉得纪录片它不是一个名利场，也挣不了什么大钱，但是我们这帮人为什么还可以做下来，我觉得我们还是找到了做片子带来的快乐，就跟人打交道探索微妙的味道，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同时，在做的过程中，我的职业和我的爱好是高度吻合的，你能够以你的爱好为你的职业是很幸福的事情，就看你是否真的爱它，如果真的爱它的话这些都不是负担，不爱它的话所有的都是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