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空心化现象。许多人几乎已经习惯地将“空心化”与中国农村画等号，进而认为空心化不可逆，而农村的唯一出路在于城镇化。在这样的判断与舆论之下，拥抱城镇化与唱衰农村大有相辅相成之势。
【资料图】“隙地”的县域城乡流动
细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绘制的2010年至2020年全国区县常住人口变动地图，东北的常住人口明显减少，常住人口进一步往东南沿海省份集中。在有关大型城市的周边，除了出现红色（新设立的区），往往紧挨着红色的就是深绿色（紧挨着新区的县），这说明大型城市对周边人口的虹吸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在这份地图上发现了另外一些红色区域，那是一批远离大城市的县域，并且往往在数省交界地带。
我们今天依然保持县这一行政建制的，一定是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区域。按理说，这样的地方应该是人口外流最为严重的空心化地区，但为什么其常住人口十年来不降反升？
今天位于数省交界处的、远离大型城市的、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县，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大型城市虹吸效应的“隙地”。随着在县城实现第三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原外出务工者部分回流，他们兼顾在家的农业生产，形成了新鲜农副产品的地方性市场，出现了县域内城乡流动的新局面。如果我们能够对全国范围内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县进行深入调研，相信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辐射农村与城市虹吸农村之间的本质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
“狭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
我们往往习惯于说“地广人稀”，但其实还有“地狭人稠”。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大批农业县，是比较典型的“地狭人稠”。全国人地比例为全国人口数量除以全国耕地面积，得出的平均数为每公顷1104人。而在“地狭人稠”区域，其人地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二至四倍。按理说，这种既是农业县又是地少人多的地方，应该是铁板钉钉的空心化重灾区了。但对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发现，这一大批“地狭人稠”的农业县，恰恰是十年来常住人口普遍增加的区域。
被称为农民的人群，虽然世代生息于“狭地”，但在他们的生计方式上，其实一直是兼业的形态。农忙时从事农业，农闲时非农就业，主要是从事游走式手工业经营，农业并非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边地”的内发型发展
内发型发展是指当地人群在小地区范围内基于传统开拓出的发展途径，注重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协调性以及可持续性。在“边地”调研，能够强烈感受到小农户的勤劳。小农户大多选择小规模多品种种植的农业经营方式，如茶树与核桃、魔芋套种。我们知道不同农作物的农时不一，单一种植导致农闲时间过长，多种种植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除了多种种植，小农户还种养结合，饲养牛、羊、猪、鸡，这有助于他们将劳动时间从白天的田间延长到夜晚的畜栏，也可以将家庭的半劳力、弱劳力善加利用。在昭觉县龙沟乡龙沟村，我们还看到村民协作放养生猪的场景，往往是七八户人家将猪集中起来，每天由其中一户人家出一个半劳力轮流放养。
“边地”人民充分利用劳力小规模多品种种植及种养结合的生计方式，其实也是基于地方的经济逻辑和社会文化逻辑：小规模多品种种植利于地产地销，通过在地的周期性集市及小农户个人借助微信建立的社会网络就可以大体解决流通销售问题；种养结合使小农户在一些特殊日子和场合可以用自养牛、羊、猪宴请亲友或者走礼，以维持及促进互助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小农户来说，之所以不愿意选择农业龙头企业组织的单一种植，是因为那样的话不仅无自主性，市场风险大，而且还得花费大笔现金购买牛、羊、猪等。
“边地”小农户的内发型发展使得农业活动较深地嵌入地方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村空心化。
中国农村的空心化是重大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我期待并且相信，随着新时代进步性社会制度的深入实施，中国农村的空心化并非不可超越。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