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余秋雨与马兰一起去菜市场，路过一所报刊亭时，马兰突然变了脸色，她慌忙拉着余秋雨说：“快走！”余秋雨好奇地一扭头，一眼就看见报刊上醒目的大标题：“剥余秋雨的皮”、“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
余秋雨苦笑，批评、谩骂、攻击取代了以往的赞美和吹捧，他努力地逼自己适应媒体的变脸，却怎么也没想到暴风雨来得这么猛烈，它夹杂着谣言和道德审判，甚至殃及家人。
余秋雨的前半生可谓一帆风顺，出生于1946年的他，20岁就已经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很多同龄人却遭遇了高考中断的命运急转弯。
1985年，39岁的余秋雨因学术成就，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此后，他又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还挂职一堆社会职务，又当选“上海十大高教精英”，成了名噪一时的学术名流。
从1991年开始，他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开始中国文化遗址的系统性研究工作，并于第二年出版了他的扛鼎之作《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的出版，把余秋雨推向了人生巅峰，这部被十几次再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历史大散文，获得了文化界的一致好评。白先勇夸赞他“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重新地给唤醒了一次”，余光中先生说他是“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最好的散文家”。
从那以后，余秋雨一发不可收拾，他又接连出版《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各大媒体也把他视作宠儿，竞相邀请他做嘉宾，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画风突转，1999年，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署名文章，指责余秋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化名“石一歌”写下过十几篇带有历史性问题的作品，由此作者大骂余秋雨是“文化流氓”、“文G余孽”。
由这篇文章开始，媒体拉开了“倒余”风潮，有谩骂余秋雨人品的，有指责他诈捐的，有讥笑他出轨的。转眼之间，余秋雨的人设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德行败坏的恶人。
一开始余秋雨置之不理，他说：“面对诬陷，不要反驳，不要申诉，不要企图与诬陷者对话，不要企图让旁观者怜悯。没有阴影的高楼，一定还未曾建造；没有藤缠的大树，一定还气节未到。”
后来事情越闹越激烈，余秋雨不得已，在《借我一生》一书中发出回击：如果任何人找到我以“石一歌”名义写的任何文字，我将支付给他我全年的薪资。此文发布后石沉大海，没有一个人前来领赏。
闹了几个月的诈捐门风波，最终也由都江堰市政府出面作证，还了余秋雨一个清白而停息。
至于余秋雨与女粉丝出轨的传闻，妻子马兰以二人紧扣的双手，无声地回击了谣传。
最离奇的是，居然有人质疑余秋雨的创作水平，受到白先勇、余光中这些大师力挺的余秋雨，竟然被某些人的嘲笑。我觉得学术不是不能批评，但某些人显然就是想借“余秋雨”三个字趁热度而已。
不出意外，余秋雨的新作《老子通释》再次站在了风波浪尖之上，赞誉与诋毁同时扑面而来。
《道德经》被称为“万经之王”，几千年来研究并注解《道德经》的作品数不胜数。余秋雨在序言中说，写《老子通释》是他在30年、500多遍阅读基础上的思想沉淀。
不同于百家注解，余秋雨的《老子通释》以他所擅长的散文笔法创作，“洗去迂腐缠绕的研究风习”，让读者读得懂，读得爽。
因此很多读者盛赞《老子通释》是一部哲理散文诗，让晦涩难懂的《道德经》以诗情画意呈现在读者面前，拉近了经典与平民的距离，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与此对应，也有常年研究《道德经》的专家评价说，《老子通释》虽然在文笔上展现出深厚的功底，但在对某些经文的理解上存在差强人意的地方，只能算是中等作品。
我觉得一部作品能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本就是成功的标志。《道德经》距离我们两千多年，老子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语言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用今天的视角去理解古经文，争议就必然存在。
其实作为普通读者，《道德经》对我们的意义不在于细究义理，而是它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人生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能让我们读得懂，能给我们启迪的《老子通释》，比什么都重要！
余秋雨说：“就像天天喝长江水，总要渡一次长江；天天看昆仑山，总要上一次昆仑。”喜欢《道德经》的朋友不妨从《老子通释》入门，去亲身体验一下它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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