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电影的极盛时代,不仅涌现出大量风华绝代的天王巨星,更孕育了无数各显神威的幕后强人,他们彼此合作、默契相通,联袂打造出无数经典电影,一度称霸亚洲,扬威国际。
毫无疑问,王家卫、杜琪峰、许鞍华、徐克等人是幕后群英中的佼佼者,直到如今的各大影展仍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和作品。但是,如果认为这几人便代表了香港电影,那便大错特错。
香港电影的辉煌所在,并非艺术的登峰造极和商业的空前繁荣,而在于数量的爆炸、产量的惊人、题材的突破、类型的丰富、想法的奇特等等,主打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相关资料图)真正的港片不仅是王家卫的灯火阑珊、杜琪峰的命途无常、吴宇森的英雄无泪、徐克的侠骨柔情,更有林岭东的风云激荡、麦当雄的男盗女娼、王晶的低俗喜剧、邱礼涛的极度变态......
当然了,还有林德禄的鸡鸭恋不休,舞男情未了。
林德禄何许人也?出身无线训练班,王天林座下弟子,钟景辉得意门生,林岭东、杜琪峰、赵仕裕、王晶等人皆是他的小师弟。身为大师兄的他,圈内名气一般般,江湖地位非常高。
当年风月欢场片的竞争格局,不外乎麦当雄、王晶、林德禄、钱永强四大流派。
麦当雄曾制作《靓妹仔》《停不了的爱》《尽诉心中情》《午夜丽人》《月亮星星太阳》等大量欢场经典;王晶打造过《夜生活女王》《红灯区》《庙街故事》等不少风月佳作。
林德禄曾炮制《应召女郎》《女子监狱》《香港舞男》《舞男情未了》等写实之作;钱永强和侯永财跟风生产《爱在黑社会的日子》《风尘三女侠》《等爱的女人》等冷门杰作。
四大流派中,麦当雄狠字当头,王三日俗不可耐,钱永强难经推敲,唯有廉政公署出身的林德禄,真正站在社会问题和人文关怀的立场,给予了香港舞男和应召女郎最大的体面。
1987年,刚从廉政公署离职的林德禄,接到曾志伟的邀请,翻拍龙刚的作品《应召女郎》。当时,林导迷惑不解:“大哥,为什么找我?我都没去过club,夜总会,我不懂。”
是啊,为什么要找林德禄这个公务员拍风月片?这种行为和找麦当雄拍抗日神剧有什么分别?对此,曾志伟回答道:“就是要找你这些写实派的,不然我找那些鸡丛的导演拍吗?”
见面后,曾志伟和林德禄讲述剧情,并给他时间做市场调研。在朋友推荐下,林德禄亲自下场夜总会,和应召女郎谈心事,与风尘男女聊人生,在堕落的表象下寻求艺术的自拔。
经过一番道德的感化,眼见对方马上就要从良上岸,林德禄旋即提裤走人。回去后,他正式开拍《应召女郎1988》,并对曾志伟说:“现在没有逼良为娼了,只有诱良为娼。”
什么叫专业?这就是专业。就连见惯世面的奖门人都不得不服:“衰仔,你真的有做过资料搜查哦!”
聊完剧情再定角色,张曼玉、冯宝宝、吴家丽、陈奕诗等几个主要角色的故事均参照真实案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副导演赵良骏,若干年后执导了吴君如主演的《金鸡》。
《应召女郎1988》上映后,票房轻松过千万,林德禄成功打响第一炮,并在影坛引领了一股应召片浪潮,向华胜的《火舞风云》和麦当雄的《月亮星星太阳》先后跟风而至。
《应召女郎》过后,林德禄又乘胜追击,跟风师弟林岭东,进入真实女子监狱,开拍了另一部女性向的社会写实片——《女子监狱》,郑裕玲、夏文汐等当红花旦争相出演。
林德禄说:“《监狱风云》卖钱了,林岭东是我师弟,他哥哥南燕写的剧本,我借来他哥哥写剧本,就有了这部《女子监狱》。那些女明星抢着演,因为《监狱风云》票房高。”
《女子监狱》上映后,再次斩获千万票房。当时,正值鼎盛的香港影坛,虽然千万票房实属稀松平常,并不值得讶异,但是这两部电影,真正奠定了林德禄在业内的特殊位置。
1992年,林德禄又续拍了《现代应召女郎》,由冯宝宝、张曼玉、罗美薇、刘嘉玲、周慧敏、陈宝莲等群星领衔,该片再次关切妓女群体的生存现状,娱乐性和教育性十足。
可以说,香港影坛最擅长拍女人的导演,除了区丁平、邱刚健、许鞍华、关锦鹏、王家卫,也多了林德禄这个名字。只不过他和麦当雄一样,更喜欢靓妹仔和坏女孩的故事。
KTV劲歌金曲《舞女泪》中,有这样几句词:有谁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就算流着眼泪,也要对人笑嘻嘻。来来来来跳舞,脚步开始摇动,就不管那人是谁,人生是一场梦。
林德禄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懂得做舞女的悲哀,更理解当舞男的痛苦。在拍摄《应召女郎1988》时,林德禄就发现,舞男同样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群体。
舞男,又称“男妓”或“牛郎”,这个产业在台湾发展得更加成熟。拍完《应召女郎》后,林德禄带着爱将任达华远赴台湾,深入考察舞男市场,以寻求创作灵感。据他所说:
“台湾牛郎吧不是公开的,他们的招牌在这边,店在对面。那些男生真的很漂亮。他们见到一个客人,五分钟之内就能知道对方的喜好。女性胸围他们也懂,跳舞唱歌都会。”
和老板聊舞男市场行情的时候,老板娘建议任达华亲自进来做鸭,仅需体验两周,便可窥测行业全貌。一旁的林德禄主动请缨:“我来的话可以吗”,老板娘的回答颇为伤人——
“你来三天就可以了,因为没人要。”
当时,正值电影分级制度推出,影坛风气空前开放,经过一番深入虎穴的市场调研,林德禄决定效仿《美国舞男》,开拍《香港舞男》。
为了拍摄该片,林德禄卖掉了在杏花邨的房子。如果电影赔钱,他要马上还给投资方。他笑言:“导演卖房子拍电影,我算是最早一批。”
开拍前,林德禄在尖沙咀酒店开了一间房,找了一些舞男上来,叮嘱其说:“我们不要你做,想听你讲,钱先付给你,就跟他们聊天。”
你们是怎么样的人?为什么当舞男?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原则在哪里?底线在哪里?家庭住址在哪里?诸如此类,等等问题。
听完真实情况后,林德禄感到意外。有的舞男担心自己不好看,有的舞男面临同性恋的压力,有的舞男只是觉得这个职业好玩,想试试看。
总之,就是应了托尔斯泰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每个人,都将奔赴各自万劫不复的人生。
投射到《香港舞男》中,当红舞男任达华、过气舞男万梓良和健美舞男郑浩南各有苦衷:任达华因不接男客而得罪了姐姐上司,姐姐受累成为终身残废,自己亦遭群殴、险些被阉。
万梓良则体虚发福、雄风不再,于他而言,在儿子面前维持父亲的尊严,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郑浩南年轻力壮,为了与女友移民国外,不惜卖身赚钱,阴差阳错卷入一宗谋杀案。
《香港舞男》和《应召女郎》一样,回避情色元素,着重社会写实,深入刻画舞男群体面对的社会压力。加上林德禄将剧情铺排得跌宕起伏、噱头十足,上映后再次收获千万票房。
电影上映后,不仅在影坛刮起一股舞男风,香港本土的舞男酒吧也渐渐开起来,有的舞男还会请林德禄去开业剪彩。另一边,该片在台湾遭到了封杀,理由是:破坏社会善良风俗。
对此处理,林德禄忿忿不平,一边在台湾上诉,一边跑回香港查资料,只为还自己和电影一个清白:“男妓是从西方来的,不是我创作出来的,对社会应该有一个警醒的作用。”
“社会发生什么,我们就可以报道什么,一个文明社会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香港舞男》过后,林德禄和唐基明合作,续拍《鸡鸭恋》;加上全明星赈灾大片《豪门夜宴》的推波助澜,任达华的舞男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观众恨不得走出影院,直奔鸭店。
舞男最大的客户,不是富婆也非阔太,居然是同在一片屋檐下的是舞女。收工后的舞女,经常找舞男来服侍,以缓解精神压力。在这个互相排遣的过程中,不免会擦出爱的火花。
《鸡鸭恋》讲述的正是这样的爱情故事。据林德禄透露:“鸭也是这部片开始叫出来的。我去找妈妈桑,问她们女的叫鸡,那男的有什么叫法,她说女的叫鸡,男的就叫鸭咯。”
由于《鸡鸭恋》票房不俗,林德禄于1992年开拍续集《舞男情未了》。只可惜《鸡鸭恋》的导演唐基明与他分道扬镳,为别家公司开拍了另一部舞男片——《与鸭共舞》。
有趣的是,《舞男情未了》和《与鸭共舞》两部片,皆由任达华和叶玉卿主演,形成双鸭争霸的影坛奇观,像极了李丽珍和潘震伟的《蜜桃成熟时》《爱的精灵》同期斗艳。
林德禄的《香港舞男》《鸡鸭恋》《舞男情未了》,加上唐基明的《与鸭共舞》和叶天行的《星期五之舞男》,共同组成“香港舞男”系列,任达华借此建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在拍摄《应召女郎》《香港舞男》的时候,香港已是一个待变的时代,这座城市向哪里去,没人能预料。这两个电影系列的剧情结局均不圆满,写实气息浓厚,警醒作用强烈。
如林德禄所言:“如果他们做这行做得很开心、很满意,那不是鼓励观众去做舞男吗?”
电影要反映现实,更要引人向善,林德禄难得在二者之间取得了巧妙平衡。从艺术角度和社会层面来看,他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有水平、有高度、有良心、有道义的电影作者。
香港舞男和应召女郎,他们出卖了可以出卖的一切,只留下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浮沉欢场中展现了不一样的香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