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导演拍摄的电影《红楼梦》是1988年开机1989年杀青的，所以被人称为“89版《红楼梦》”。这部电影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既然是尝试，难免有得有失。谈谈得失，是为给后来者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这部电影可圈可点的地方有很多，择其大端，简说如次：
首先，这部电影突破了电影容器的限制。我们知道，一部电影通常只有两三个小时，容器很小，装不下太多内容。尤其是名著改编，像《红楼梦》这样内容纷繁的小说，一部电影无论如何也装不下。谢铁骊导演的电影《红楼梦》拍得很长，共六部八集，相当于八部电影。这么大的一个容器，很多内容就装进去了，从而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小说《红楼梦》的故事，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电影保留了如“太虚幻境”这等“另一维度”的内容，在风格上相对齐全——不仅有写实的生活，还有浪漫的色彩，较为准确地诠释了《红楼梦》的艺术意图和哲理意图。
还有，这部电影的服化道布景都极为考究，许多细节经过揣摩和研究，所以它营造的气氛是合理的，是有说服力的，是符合《红楼梦》的宗旨的。
由于这部电影是名著改编，还是长电影、大制作，按说社会影响当是震撼性的，票房也应该不错，但事实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这就要说说这部电影的问题了，即这部电影吃亏在什么地方。
第一点，《红楼梦》不适合改编成电影。说到底，电影是戏剧，既然是戏剧，它就要有戏剧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指出戏剧的六个要素，在这六个要素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情节”，一个是“人物”；“情节”和“人物”中，“情节”是重中之重。“情节”的力量在哪儿？一个是“发现”，一个是“突转”。
不妨举个例子。美国电影《史密斯夫妇》很多人都看过，电影里的男女主角郎才女貌，相亲相爱。原本夫妻二人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和美，但有一天，他们忽然发现对方原来是杀手，还是隶属于对头组织的杀手，两人首要的任务是把对方干掉，这个“戏”就出来了，就好看了。重大的“发现”，立刻造成情节上的“突转”。
这样的“发现”和“突转”，在这部电影里有且只有两次出现的机会。另一次是什么时候？已经生死对立的两人忽然发现，他们正陷入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这个新的“发现”，造成新的“突转”——两人又联起手来，和恶势力做殊死一搏。
《史密斯夫妇》就是非常典型的“‘情节’是重中之重”，而情节的力量是“发现”和“突转”。一部标准长度的电影，只能安排两次“发现”和“突转”；换个通俗点的说法，就是情节上只够“拐两个弯儿”。这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无论是写电影剧本还是拍电影，一定要参考这类典型范式。电影不是随便编一个故事就能拍好，这里面是有技巧的；严格来说，电影其实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的一门学问。
《红楼梦》是不是适合改编的题材呢？不是。《红楼梦》是以小见大、平中见奇的一部小说，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情节，不大容易找到“发现”和“突转”来构成电影故事。谢铁骊导演的电影《红楼梦》拍了八部，按说每部都要有这样的安排，但是，有吗？没有。所以，即使故事说得很圆满，很顺畅，也不能让观众获得满足感。
第二点，生不逢时。假如这部电影早拍十五年，也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拍出来，一定大获成功。为什么？那时大家的娱乐生活很单调，就是进剧场或电影院，特别是电影院，没有人窝在家里看电视，当时电视也不普及。即使家里有电视，也无电视剧可看。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去看电影——有短电影就看短电影，有长电影就看长电影。其实长电影是很震撼的，像苏联的长电影《解放》长达八个小时，谢尔盖·邦达尔丘克自编自导的长电影《战争与和平》长达八个半小时，亨利·方达主演的长电影《农奴》长达十五个小时，放映的效果都非常好。
但是这部电影1989年才推出，那时候，电视已相当普及，坐在家里就能看，很多人便不去电影院了。而且，一种专门为在电视机上播映的演剧形式——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出现了，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87版《红楼梦》）已经在中央电视台播映。都是《红楼梦》，电视连续剧随处一坐就能看，为什么要跑到电影院？一口气看八部，没人愿意捧这个场；一天去电影院看一场，连续去八天，恐怕也没人愿意这么折腾。毕竟不是文化匮乏、削尖脑袋也要进电影院看《解放》《农奴》的时代了，这就使得电影《红楼梦》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所以说，这部电影是生不逢时。
第三点，既然在电影院里无法放映，只好将电影胶片转成磁带，拿到电视台播映。播映的效果如何？并不理想。因为电影是用胶片拍的，胶片的层次十分丰富，从最亮到最暗，宽容度很高，再加上大银幕和立体声音响，效果自然不错。但在电视上放电影，就没有这个优势了，尤其是转成磁带后，宽容度和电影胶片相比差太远；从最亮到最暗，包括色彩的层次，损失很多。
电视连续剧原本就是用磁带拍摄的，已经考虑到磁带的特性，从技术上大大提高亮度，甚至不惜使用拍摄电影时不敢用的大平光，以掩盖层次和色彩还原的先天性不足。87版《红楼梦》就是这么做的，至少显得明快鲜亮。电视连续剧在电视上播映是“主场”，电影胶片转成磁带在电视上播映是“客场”，两相比较，电影《红楼梦》连清晰都很难做到，观众便把责任归咎于电影拍得不好。其实这部电影拍得很好，只不过许多观众没机会到电影院去领略那震撼的视觉效果，实在是可惜。
所以，有如上三点，这部电影不大可能叫座，更不大可能叫好。
也就是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用电影改编《红楼梦》这条路，基本上走到头了，谁拍谁吃亏。拍成单部电影，挂一漏万，不是《红楼梦》；拍成长电影，没有票房；在电视上、网络上播映，也太委屈了。
伴随科技的进步，会不会有柳暗花明的情况出现呢？
忽然，我想起当年为中央电视台撰写《红楼梦》剧本时所作的一首词牌名为《贺圣朝》的小令，且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并寄望于未来：
石旁解得三生苦，算苍穹难补。一重心字两重天，更万重风雨。
无聊最是，不能做主，便多情谁诉。于啼痕处且思量，把前缘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