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启雄先生是知名色彩家，长期致力于中华文化体系与成就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传统色彩文化的研究、实践和传承。21世纪初，曾先生的传统色彩文化研究专著《中国失落的色彩》在华语地区产生广泛影响，如今，他的简体中文版新书《制色》隆重登场，成为传统色彩研究领域的又一部重磅力作。
通过该书，曾先生从传统色彩研究的角度，以灵动的文笔、翔实的内容、丰富的案例、精彩的插图、丰盈的情感、独特的洞见，将中华色彩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成一体、辉煌灿烂、美不胜收阐述与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色彩领域的同行，我悉心阅读后感触颇多，其中最想与读者分享的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觅色与制色。
对历代古典文献进行收集、阅读、整理、归并、考辩、释解、分析、研判，是传统文化研究的切入点，同样也是开启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体系研究的一把钥匙。该书论及并系统总结了先秦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和《诗经》等，汉唐宋等的《说文解字》《释名》《齐民要术》《唐本草》等，以及元明清的《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康熙字典》等与色彩记载有关的几乎全部历史资料，对传统常见色调，如红色调、青色调、黄色调、黑色调等做了集中梳理及精透解释。这些研究看似是基础性的工作，实际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既需要长期的系统积累，又需要深厚的古文功底以及良好的专业研判，绝非一般研究者能够胜任。
仅仅从典籍中觅色，显然不能令曾先生满足，“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近现代国内外开展的大量田野调研成果显示，一些古籍记载常常存在着与历史真相不同，乃至大相径庭的现象。为此，曾有历史学者提出：材料的可靠性是研究的生命线。通过书中大量的实践记录，可以想见作者为了考据历史文献记载的可靠性，长期以来不辞辛劳，置身原生态现场环境，以实际接触文物、与染色工匠面对面交流等调研形式，搜集色彩资料。在田野调研过程中，曾启雄的足迹不但遍及祖国各地，还包括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等邻邦。
以实地田野考察与历史文献记载相比照，这是曾先生在开展传统色彩研究中始终遵循的重要学术研究方法，也为其研究成果及其结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客观证据，改写了历史文献里的一些不实记载。曾启雄将中国传统色彩研究从书斋学堂带到田间地头的举措，对于相关研究领域厘清事实、分辨是非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和示范作用，从中也体现出作者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
而与大多数传统色彩研究者不同的是，曾启雄极为重视实验考证。作为一位技艺精湛的染色家，其论著里介绍传统染色的文本内容及图片，都是他亲历亲为、反复实验后的成果，这也是该书最为精彩之处。在染色实验过程中，除了复原了传统颜色的本来面貌外，作者还做出如下贡献：首先，通过大量实验印证了古籍记载的真伪，并纠正了其中一些不实之处。比如，他通过在柘木里添加明矾、高温染色后的结果，颠覆了以往认为唐代帝王穿用的“柘黄”袍服是暗淡赭黄色的普遍认知，印证其应为类似明清时代帝王使用的明黄色。其次，使用不少篇幅介绍了不同的染料、媒介物等因素对于染色效果等的制约作用。以石榴皮作为染材为例，当它与不同媒染剂，如明矾、铁等进行染色时，则会形成由黄色到黑褐色的不同颜色。即使采用相同的染法，因棉麻丝绸等介质迥异，也会染出不同颜色等。最后，该书对于各种染料特点、工艺程序、颜色效果等的表述，较其他相关论著也更加纤悉无遗和引人入胜，如关于紫胶虫的染色工序的详尽介绍等，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意欲参与的感受。
从觅色到制色的实践中，曾先生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书中，他对传世文献中关于传统色彩的一些记述不清之处，提出了诸多质疑和困惑，例如，“朱”在《说文解字》中为何被解读为“赤心木”的颜色，唐代起流行的“猩红色”叫法的来源何处、特点如何，等等。再如，古代染蓝色的植物里，常谓蓼蓝、山蓝、木蓝、菘蓝四种，而《诗经》里多次提及的“蓝”，如“终朝采蓝”的“蓝”，是属于哪类品种？作者从产地、习性、季节、色泽等多个角度出发，通过排除研究法，最后将其断定为菘蓝。这些追问，不是作者为了博眼球和造争论，更多是为了引导相关领域对这些痛点加以深入思考、探讨和辨识，意在补偏救弊，探求真相。这种不唯经典、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研究态度和学术精神，令人印象深刻，肃然起敬。
作为生活、工作于宝岛台湾的学者，作者旗帜鲜明地将本书的副标题标注为“中国人的色彩美学”，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色彩文化的高度自信和无限自豪。曾启雄在该书中多处借色寄情，流露出感人至深的浓浓乡情：“站在高山上，远眺四周环绕的苍蓝景色……总是在心里勾起淡淡的乡愁……望着多良蕴含乡愁的蔚蓝海岸，竟然是那样地思乡。”作者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溢于言表，尽在书中。
纵观全书，《制色》是一本通过传统色彩主题，旨在追溯、解读、弘扬、承传、应用中华优秀文化的论著。它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历史遗物、躬身实验等方面充分说明中华色彩取得的伟大成就，不论是对于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而言，都是了解与应用中国传统色彩的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