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玉冰
那个坐在绿色小椅子上的男孩就是我。那时我几岁？三岁还是四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坐在绿色小椅子上，孤零零的一个人。
小说《穿旗袍的姨妈》开头的这两句话，大体上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叙事动力和情感姿态。一方面，主人公“我”从小就处于某种缺爱的状态，在幼儿园里一个人孤零零地等待家长来接。这一童年场景构成了“我”后来一生呼唤爱与温暖的某种隐喻。按照小说中的说法，“我之所以喜欢把自己关闭在尘嚣之外一个人静处，比较早地获得一种淡泊的心境而在生命里又热切渴望任何一种呼唤，我想，都与童年时代的这一场景有关”。另一方面，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叙事主体“我”，又被作者采取了客体化的书写方式从而拉开了观察的距离。在小说中，讲述自己过去经历的“我”更多是“那个坐在绿色小椅子上的男孩”；小说潜在的叙述者则对“我”的一言一行冷眼旁观，偶尔还忍不住跳出来评点几句，从而使得这部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避免了个人情绪上的沉溺和宣泄。在上述这两重意义上，穿旗袍的二姨妈缓缓登场，她既是“我”小时候“哇的一声哭喊着朝门口奔跑而去”的情感依靠，也是“我”在多年以后，不断回顾与重返的童年记忆锚点。
历史褶皱中的私人叙事
小说中“故事讲述的年代”是一段动荡而迷惑的岁月。一些富有年代感的称呼、事件与器物，既构成了“我”的成长记忆碎片，也为读者标示出大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刻度。但作者同时却故意避开了对这些历史大事件的直接书写，而是不紧不慢地从自己身边经历的人与事慢慢讲起，比如因为扁桃体炎和中耳炎就诊时遇到的医生、中学里的胖老师、有着动物名字的男生们（兔子、青蛙、袋鼠、鳄鱼、熊猫、骆驼）和有着水果名字的女生们（苹果、桔子、石榴、樱桃、香梨、芒果）……他们在“我”的生命中不断地到来并离开，而“我”就在与他们的相遇、交往和分别中慢慢获得成长。
在小说中“我”的人际关系网络里，家庭情感关系是相对比较缺失的。从小因为犯罪而离开家的父亲，很早就远走高飞去新疆的哥哥，由母亲、大姐、二姐构成的所谓“女儿国”家庭……读者在小说中似乎很难从“我”的日常生活中辨识出亲人之间的情感支持与彼此陪伴。而这种亲情关系幻象的彻底破碎是在二姨妈去世后，舅舅和舅妈联手哄骗乡下来的三姨妈，只为和四姨妈一家争夺遗产。平日里表面上温情脉脉的亲情伪装彻底褪去，利益勾斗的背后是人心的不可测。
与此同时，亲情关系也影响到“我”与同学之间的友情交往。这在特殊的年代里具体表现为对“家庭出身”问题的关注。在小说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同所导致的同学间关系的不平等，日常相处中的玩笑与嘲讽、班级里的小团体与排外性、毕业时“软档”与“硬档”所引发出的人生道路选择上的不同……小说《穿旗袍的姨妈》从“我”的家庭人际关系写起，逐步延伸到“我”的社会交往之中。但这种私人叙事背后，其实又深深烙印着时代历史进程的痕迹。在“我”不同成长阶段反复出现的对于“家庭出身”问题的纠结，恰恰构成了个人与社会、私人经历与时代主潮之间的最佳交汇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私人叙事就具有了某种连通更宏大历史感知的可能性，读者从“我”的童年经历中可以一窥历史褶皱处的复杂与微妙。而小说所采取的通篇第一人称、同时又不断游离其外的叙事视点，也最大程度地肩负起讲述私人往事与历史大事的双重功能。
二姨妈的旗袍
无论在私人家庭还是公共历史维度上来说，二姨妈都算是异质化的他者。比如她孤僻的性格、怪异的行为（在阳台上晒一沓沓发霉的纸币）、从未婚育的经历、神秘莫测的住宅以及里面的红木家具。又比如二姨妈平时看似没有什么收入，死后却靠省吃俭用留下了大量房产、首饰和存款等“遗产”，而以她的经济实力，却又在家庭成分上被划定为“工人阶级”。一系列的错位构成了二姨妈这个人物身上的悬念和魅力，而这在人物外形上，则被作者巧妙地设计为“穿旗袍的姨妈”。在革命年代里，二姨妈的“旗袍”显然与时代主潮之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同时又似乎暗示了这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遗留物。总之，在二姨妈身上，“旗袍”就是悬念、魅力、神秘性与传奇感的象征；“穿旗袍的姨妈”是作者用最为俭省且传神的笔墨所刻画出的一个时代“多余人”形象的剪影。
整部小说中，一方面，二姨妈显然是与“我”关系最为亲近的家人，就连“我”整个关于童年经历的回忆，也都是围绕二姨妈而展开的——整本书的时间跨度从二姨妈接我放学回家开始，到二姨妈去世后我选择离家去海边“战斗”为止。但在另一方面，“我”对待二姨妈的态度又暴露出“我”自身性格深处的悖谬之处。这不仅表现在二姨妈临终住院之际，我却从没去医院看望过她。甚至在与二姨妈生前的闲聊和调笑中，我也不肯给她一个情感的表白与许诺，比如当二姨妈不断地追问我是否愿意给她当儿子时，“我居然一次也没松过口”。由此，作为时代“多余人”的二姨妈就引出了“我”的“局外人”性格特征。借用小说中的话说：“我既没有能力去看清这个世界，又没有精力完全介入现世生活，我只能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神游。我蜷缩于小天地，恰似一个飞行员蜷缩于机舱内浮游在大千世界浩瀚天空。”
在讲述过去的同时告别过去
的确，在整部《穿旗袍的姨妈》中，“我”有着类似于加缪笔下默尔索的复杂、冷漠和荒诞性格。比如“我”在家中却无法体会到来自家庭的温暖，与很多女同学都产生了情感上的萌芽却始终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身处时代激流之中却无法感知时代热情的召唤……从小说中的诸多细节来看，“我”和二姨妈一样，同样也是那个时代的“多余人”。这或许能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我”和二姨妈平日里感情最为要好，以及在二姨妈去世后，一众亲属为了遗产勾心斗角、丑态毕露，我却最终选择离开家庭的根本原因。甚至我们也不难想见，“我”虽然拥有“硬档”却选择毕业后去最艰苦的海边“战斗”。在小说所没有写到的未来海边生活中，“我”同样也会是一个游离在“战斗”生活之外的存在——这些都在程永新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气味》和短篇小说集《到处都在下雪》中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展开。
最后再来看小说中的一处细节：关于曾经打了“我”一耳光的扁平脸女人，我一直对她耿耿于怀，甚至经常想着要报复她。“再后来，我去找心理医生，向他咨询如何才能忘掉这件事。心理医生建议我用文字把我所想的一切记录下来”。这个细节在我看来，完全可以理解为小说《穿旗袍的姨妈》的“元叙述”，即讲述是对心灵创伤的疗愈，写作是对痛苦过往的遗忘。对于作者程永新而言，以二姨妈为代表的一系列回忆、遗憾与创伤，都促使他写下这本回忆之书，在讲述过去的同时告别过去，在塑造出二姨妈这个人物形象的同时完成对这个亲人与自己童年最深切的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