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杨光远正在同大学生座谈。一个中年男子搀扶着一位老太太，探头探脑地进入会场，说是要见杨导。
杨光远站起来说：“我就是，请问你们是？”
那位老太太一听，顿时泪如雨下，要给杨光远下跪。杨光远慌忙拦住，扶着老太太坐下，让人倒了两杯水，和蔼地对老太太说：“您老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旁边的中年人自我介绍说：“我的父亲是池峰城，这位是我的母亲。”
杨光远一听，肃然起敬：“哎呀呀，原来是抗日老英雄的家人，失敬失敬！”
池峰城的儿子向杨光远道出原委：
“我父亲虽然是抗战英雄，但由于后来打过内战，所以一直没有得到过积极评价，家人也受到连累，几十年来处境坎坷，过得很艰难。看到父亲在电影中被塑造成英雄，我们全家人都激动不已，我母亲更是哭成泪人，把您当作恩人，一定要当面向您表示感谢！”
杨光远听罢感慨万端，诚恳地对他们说：
“你们不应该谢我，我只是个导演，影片能够拍摄并公映，完全来自我们党客观对待历史的决心，来自祖国大陆对海峡对岸的感情。”
池峰城虽然是西北军中的虎将，但真正让他一战扬名天下的，却是台儿庄之役，被誉为“铁血将军”和“抗日名将”，就连傅作义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是“中国战史上一神人也”。
以“善守将军”著称的傅作义，曾经在早年晋奉战争的逐州之役中，在内无供给、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把席卷河北的奉军拒之逐州城外3个月，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成为近代战史上的典型范例，也成就了他在军中的功名。
抗战时，长城之役也是以守著名。为此，他居功自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是，台儿庄大战之后，他不再自我夸耀，对池峰城崇拜得五体投地，感慨地对同僚说：
“论战守之策，我傅宜生自认当今中国独一无二，可是纵观台儿庄战例以后，便不好以此自谓，镇峨（池峰城的字）之守台儿庄，堪称史无前例，真神人也，宜生遇之当以师礼相待。”
而池峰城在台儿庄战役中最脍炙人口的一个历史片段便是在又一场恶战之后，乘着短暂的休战间隙，满头是血的池峰城，跑到孙连仲的指挥所，央求道：“人都快打光了，我顶不住了，你枪毙我，让队伍撤到南岸吧。”
“枪毙你有什么用！”孙连仲一擂桌子，“顶不住也得顶！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池峰城知道没有退路，叹了口气，请示道：“那么我把城内再调整部署一下，总行吧？”
孙连仲略一思忖，点头同意：“那倒可以，但调整后立刻报告。”
孙连仲
池峰城一路小跑着返回指挥所，命令城外部队调进一个营增援。而池峰城面对部下，语气又与孙连仲毫无二致。
池峰城返回师部后，立即召集十几位高级指挥官开会。军官们围绕守和撤的话题，互相争执起来。
这位说：“我们已经伤亡三分之二，这样打下去会全军覆没的，将来，中央会撤销我们部队的番号，我们要保留点实力，撤到运河南岸去。”
那位说：“到这里只有死拼到底，如果在我们手上丢掉台儿庄，今后有何脸面见家乡父老？”
就在双方争得不可开交时，池峰城发话了：“孙总司令已亲赴前线督战，我们一定与台儿庄共存亡，不能后退！各部队要抽调精干官兵组织敢死队，今晚夜袭敌阵，参加的官兵定予重赏！”
池峰城的豪迈气概，深深的感动坐在角落的每一个人！
池峰城在台儿庄大战之后，又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枣宜会战，于1939年3月升任第三集团军第三十军中将军长，1943年任第五战区鄂豫边游击总指挥。
但是，池峰城的仕途并不顺利。表面看，他相继任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战区长江上游江防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等职，实际上是明升暗降，总是当副职，并没多少实权。
1945年11月，他调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驻保定全权代表，接收河北及华北散存的伪治安军，组建保定警备司令部，担任保定警备司令，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1949年1月，池峰城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本是有功之臣，不料，同年4月1日，他却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受审，1955年3月16日病逝于北京监狱。
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为池峰城平反，但并没有公开当年他被关押的真正原因。
究竟是什么历史遗留问题，让池峰城身陷囹圄呢？如果沿着历史的脚印仔细寻觅，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池峰城任保定警备司令期间，发生这样一件事：国民党军统北平站站长杨清植得到情报，中共地下党大批涌入保定各机关和池公馆，造成大量机泄露，遂逮捕20多名“通匪分子”，株连近百名各界进步人士，接着又设计让人约池峰城出门巡视城防工事，乘机冲入池公馆，逮捕了一批池峰城的副官、秘书。
池峰城只好向蒋介石引咎辞职，黯然回到北平。傅作义接替孙连仲后，给了他一个闲差，于1947年1月担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级参谋，3月调任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中将部员。
估计，这可能就是池峰城被关押受审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