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视角是一部成熟电影“讲故事”的基本组成要素。在社会犯罪题材的改编电影中，导演一般使用调查者视角，也就是电影中的正义人士。
主要是警察、律师或者老师，而有时候为了表现罪犯的残忍暴行也会使用受害者视角来描绘影片，在战争题材的改编电影中，经常使用第三人称视角。
比如在《出租车司机》《华丽的假期》中，均是通过平民人物的第三人视角来作为主要叙述视角，而非以当时事件媒体的视角来叙事。
不同的叙事视角代表了不同角度，不同人物、不同的立场，观众从特殊叙事视角中了解人物的价值观、态度与故事情节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电影原型的真实事件中，实际上并无视角一说，这些事件一般都是由新闻媒体或者典籍材料记录的，而“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视角设置的多样化，正是其改编创作的显著特色之一，并且导演在电影中往往是组合使用这些叙事视角，根据具体的创作表达要求，选择具体的视角加以强化。
受害者视角
在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中受害者视角主要为内视角，受害人的视角可以传达其当时面对社会犯罪的个人情绪和心理状态，从而更现实地还原案件的犯罪事实。
在社会犯罪的新闻事件中，观众很难直接感受到亲历者的情感和感受。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电影事件本身，挣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电影中发生的事件进行详尽的解释，作者有时不得不通过受害者的眼睛来还原整个场景。
电影《韩公主》一开始就以女主角的视角作为第一叙事视角，用充满悬念的倒叙手法缓缓揭开青春少女的隐秘伤痛，导演尽可能放弃了一切戏剧冲突，用克制和内敛的姿态来还原主角的遭遇，而相比于只在记忆里闪回出现的施暴过程，事件过后的遭遇及其对主角造成的二次伤害才是更加值得注意的。
从受害者的角度入手，重演了女主角曾经被侵害时的惨景，希望与绝望，苦苦的煎熬着作为观众的我们，为之焦急、哀伤、愤怒、无奈，仿佛亲临其境一般。
导演从受害者角度展开影片，用唯美的影像，来反衬一场人间惨案的残暴，那些美妙磅礴却又充满哀伤的画面，像刀锋一样刮过每一个观众的心。
旁观者视角
旁观者视角在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中使用的并不多，叙事者一般不是真实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是真实事件的见证者。
这一叙事视角的使用，主要是为了使电影能够更为客观理性地呈现真实事件的原貌，在战争政治题材的电影中出现得比较多。
1980年5月，彼得作为德国电视台驻韩国员工来到光州，冒着生命危险拍摄记录了光州民主运动的大部分内容，并在后来出版《蓝色眼睛的目击者一书》，让全世界了解韩国民主运动的真实情况。
导演别出心裁地以一名出租车司机和外国记者的视角，通过外国记者报道光州事件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故事来展开影片。
在影片中彼得亲眼目睹了韩国政府为了镇压学生集会以及企业罢工运动，每个警察署都有一定的抓人指标，逮捕了500多名无辜的教师、高中生、普通工人，拘禁了多达2500多人的“赤色分子”，而因为严刑逼供，导致有200多人在光州运动中丧生。
导演以旁观者视角来记录这一血腥的镇压民主运动事件，观众跟着彼得的镜头捕捉到真实的“光州运动”，民众为自由和民主不懈斗争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们以个人和团体的力量对抗强权专制的政府，对抗敌对外国势力，以旁观者视角来叙述这些内容时，有助于更加冷静和客观的反思历史。
调查者视角
在社会犯罪类题材的电影中，调查者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叙事视角，一般作为主视角出现，影片《追击者》《杀人回忆》是典型代表。
电影《追击者》以主人公林警官为叙事视角，影片一开始，凶手池英民在供认犯罪事实后，林警官开始针对性地展开调查。
在全片中，观众的视角和林警官的视角是重合的，获取的信息和林警官的是一致的，无法知道失踪的按摩女美珍的下落和真实凶手。
观众被影片里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悬疑情节设置吸引住了，导演以林警官这一调查者视角来展开故事，观众跟着林警官追求真相、拯救美珍，仿佛自己也参与到了案件的侦破中，增加了观影的融合体验，同时也增加了影片可看性和故事悬疑性。
电影《杀人回忆》采用了男主角徐警官的视角。整部电影观众都跟随徐警官的视角，随着他视角的转变获取到关于案件不同的具体信息，并且导演通过徐警官视角，开始有意识地引导观众对之前朴探员所做的犯罪判定进行质疑。
而观众和徐警官一样，都只知道故事范围内的部分线索，并且因为这个案子在现实中还没有结案，电影的创作者也没有办法知道结局。
这样就大大加大了影片的悬疑性，影片中共出现过4次关于凶手的推断，经常将观者陷入两难的选择点，以徐警官的调查者视角，导演大大提高了影片趣味性，同时带着观看者共同参与到对罪犯判定的思考。
使用调查者视角，电影故事中的情节变化是从剧中人物的角度来感知和传达的，叙事情节采用内部视角，因叙事视角的局限使故事更加复杂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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