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国上海，一家医院的急救室内，一位急性肠梗阻的病人已经等候，假如没有在几个小时内立即救治，病人迅速就会肠坏死、内出血，大概率会去世。
依照疫防期内的问诊规定，必须给病人做核酸和迅速抗原体检验。呈阴性，就在专业开拓的缓冲区域提前准备手术治疗;呈阳性，就直接送至上海公卫临床中心。
但绝大多数医院也有一条标准：抢救绿色通道24个小时对外开放、对无核酸呈阴性汇报的急危重症病人的救治，不可耽误。
急诊科里的肠梗堵病人是急危重症，外科医师也感觉，不可以再等了。
准备手术。和团队尽全力做好最充足的准备——一层白色防护服外套，一层蓝色的手术隔离衣，两层无菌手套，戴上N95口罩和隔离面罩，确保每个人的每个角落都包裹得严严实实。
手术顺利完成，核酸检测报告出来，患者核酸呈阳性。
随后的数天，主刀医生、跟台护士、甚至医护家属，在短短数天内相继感染。病区紧急消杀，之后也只能关闭，原本就人手不足的医院，更加捉襟见肘。
在当下的上海医院里，的经历并非个例。
这半个月来的上海医院里，几乎重复着这样的动作：接诊患者，病区出现院感，一波医护送去隔离，换一拨医护坚守上岗;一个病区被关闭，换一个病区再开放。
仅是维持医院的运行，都变得越来越艰难。
早在3月23日，东方医院护士周胜妮，因哮喘发作前往该院南院急诊救治，一度将医疗机构因疫情防控拒诊的指责放大到极致。
“不是拒诊，是停诊。当时南院急诊在消杀，确实没有医务人员在值班。”东方医院的一位医生向八点健闻表达无奈。那段时间，东方医院承担了浦东新区大量核酸检测任务，核酸采样人员中，有南院的一名急诊护士呈阳性。
通常情况下，一家医院发现阳性，消杀、停诊、封院，是迅速止住传染源的最快途径。周胜妮却不幸赶上了自己医院的急诊消杀停诊，最终离世。
原本，在医疗资源极其丰富的上海，即便有一家医院停诊，还有其他医院开诊，让这座超一线城市完全正常运行。但这一次，疫情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医疗机构超负荷运转，基本就医需求都很难满足。
医院只能在感染高压线下重启大门。
医院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不少医院直接关停门诊，只保留急诊，少数尚能开放的也主要提供配药等基本服务。
所有医护人员穿上二级防护服准备出诊，但依然有被感染的可能。作为密接，原本应该送去定点隔离;但作为医护，只要核酸还是阴性，就不得不上岗，因为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没有人手可以交替。
市民看病的需求摆在眼前，挣扎着的是应接不暇的医院。多数医院几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不救，看着病人生死危机;接诊或开刀，医护极有可能感染，被拉走隔离，病区被污染，病区关停。
三次闭环下的医生
这轮疫情后，很多医生都经历了不止一次闭环。
第一次闭环，通常始于3月初的医院。有阳性或密接到访，快速消杀，医院在短暂闭环后重启。一切维持着表面的井然有序。
当时，许多医院看门诊只需凭绿码，上海的核酸筛查范围还很有限。
发现阳性病例的医院越来越多后，一个接一个医疗机构轮番闭环。到后来，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面临同样情况，乃至关无可关，否则病人没地方看病了。
第二次闭环，来自社区。
在整个城市防控体系中，医院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如同布起一张紧密交织的疫情防控暗网。医生也是市民，要遵循自己在网格上的位置。有的医生所住的楼里就有阳性，出不了门，无法到岗。
一开始，医务工作者还能凭借工作证自由出入小区，甚至在3月28号上海划江封前，各大医院还纷纷召回了家住浦东的员工，生活工作都在医院，为整座城市提供医疗保障。
但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依旧不可避免地骤减，医院只能尽可能推迟择期手术，停掉暂时可被搁置的科室，试图储备力量，维系医疗机构的运行。
但谁也没有想到，还会有第三轮闭环。
随着病毒的传播，医院开始陷入“开诊-感染-停诊”的循环中。
在医院里，不同医院、不同科室、不同年资的医生，相应承担起不同的任务与使命：有的去支援方舱，有的派去核酸采样，有的管理住院患者，有的奔赴定点医院。
一位医技科室的医生陈杰，从4月6日起至今，一直住在医院。
4月6日本来是上海浦西全域静态管理结束的那天，陈杰照常解封，回医院上班。结果就在同一天，陈杰家所在的那栋楼有了阳性病例，如果下班回家，意味着会被封在小区里，而且不知封多久。
陈杰考虑到，家中存粮告急，但医院有食堂饭菜，也有物资保障，住在医院也不耽误工作。索性在科室里撑起一张行军床，席地而眠。
就在东方医院护士周胜妮离世的几天后，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表示，医院“非必要不封控”。
但当时，上海大部分小区还处于封控状态。但住在医院的陈杰，看着依旧人山人海的门诊大厅，心里生出一丝担心：不会引起院感吧?
几天后，他的担心一语成谶，医院有数十名员工核酸检测阳性，这还只是最初几天的数字。陈杰无奈，“我不明白，我们天天做核酸，怎么还会有人阳性?”
门诊楼是医院的大门口，人员聚集混杂，极易交叉感染。即便门诊看病要求提供48小时或24小时核酸报告，依然不可避免有病人正处于潜伏期，以及不提供核酸报告也能接诊的急诊病人，随处蕴含着感染的风险。
目前，上海各大医院门诊、急诊、住院部，各自实行了闭环管理，但奥密克戎还是无孔不入。
“我们出门诊已经是二级防护了，由于人手不够，基本上碰到阳性病人之后，不给作为密接者休息的，只是会多测两次核酸，进行环境消杀，消杀完继续开诊。”一位呼吸科医生陈平对八点健闻回忆，之前医院门诊关过好几天，甚至有一次，上午发现，消毒完，下午继续开。
而在一些资源配置较为充分的大三甲里，为了防止院感大规模出现，只能在急诊区开辟出一片缓冲区，隔出一层楼，辟出单间手术室，为极有可能是阳性的病人准备手术，以此降低风险。
目前，基本上海各家医院都有缓冲的病房，以此遏制院感的发生。
在一些医院，即便人体组织标本的运送已经采取了“无接触配送”模式，由中央运输组的工作人员放到科室门口，技术员出去消杀后再拿进来。即便这样，当医院环境被污染，一些医技科室也难免殃及城池，出现了阳性病例。
被卡住的医院
我们所接触的每一家医院、每一位医生，以及他们的身边，都有医务人员感染：
有人去方舱支援，看着自己的同事感染住进来，成为40万感染者中的一员;有人在网上流传的方舱视频里，认出了自己的同事;有人每天去查房，天天测核酸，突然有一天，病人阳了，半个科室的医生作为密接，就地隔离。
闭环里的医生也很无奈。他们是密切接触者，但也只能穿上防护装备，继续每日查房，消杀，确保闭环内病人如常。
陈平所在的呼吸科，只有4位医生还在苦苦支撑。这所收治感染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里，陈平这4个人轮3个班，照顾30多位阳性的患者，一周下来，没有病人出院。假期是奢望，这取决于疫情的进展、病房里患者的情况，以及同事的康复速度。
而在隔离病房，护工感染了，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只好兼着干起了护工的活儿。
按照正常流程，院感应该自上而下，根据流调结果，院感科通知各科室采取相应措施管控和转运病人。
但在当下日增超2万例的疫情暴发期，哪怕是医院，也难免失衡。院感科也不知道病毒从哪儿来，已经传了多久，影响了多少人，以及如何才能终结这一切，只能劝科室“不要慌张”。
一位外科医生告诉八点健闻，他们科室一开始只有1位病人阳性，后来查出来3位病人及家属阳性，但病人一直到几天之后才转走。一方面，因为很多阳性的患者，都是刚做完手术的老年病人，身上插着管，“要想转走这些老人，需要联系转送至定点医院。”
另外一方面，严重不足的人力，让转运变得难上加难。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每天都打爆，但面对这么多派单转运任务，急救车实在安排不过来。“如果把阳性的患者单人、单间进行隔离，医院又没法腾出那么多病房。”这位外科医生说。
那种感觉就像被卡住了，向左走、向右走，路都不通。
医生们最后换了个思路，阳性患者所在的楼层电梯停运，人员只进不出，医生主动申请成为密接，在阳性的住院患者被送走之前，住在科室里继续看护、治疗患者。
从三甲医院到社区卫生中心，上海的医疗系统正在和R0值10的奥密克戎艰苦搏斗。原先的院感标准已经不再适用，各大医院只能根据自己医院的感染情况做决定——阳性的，拉走到方舱;密接的，就地隔离，在医院里开辟的隔离病房，甚至继续上班。
脆弱的平衡
一座2400万人口的城市，超40万感染者，每60人里面便有1例新冠阳性。病毒在社会面的溃散，大大提高了医院被击中的概率。
一个月以来，上海医院在“开诊-感染-停诊”的循环中勉力维系一份脆弱的平衡。
核酸通行证是最先失效的。
一位手握48小时核酸阴性的限期手术病人，2天之后，迅速转阳，手术医护被隔离;一位外出采购的护工不巧“中招”，病人阳性，整个病房被切割;还有每天“两点一线”的医生，他们的危险则在居住的小区、在另一个感染医院工作的家属……
原本是高压“红线”的院感，似乎不得不松动。
新冠大流行以来，青岛、哈尔滨、郑州、石家庄，多地医院院长被问责调查。而上海医院普遍沦陷的此次疫情中，仅有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周宝国一人因“院感”被处理。
一位感染科专家这样分析上海现状，完全避免院感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如果一旦发生，更重要的是评估，有没有按照标准操作做，是否存在过失。
面对R0值为10、隐匿性极强的奥密克戎，病人在未被检出时可能已成了传染源。
上海某三甲医院院感科主任无奈地将检验科视为“制造惊喜”的地方，因为每天给全院员工做完核酸检测后，核酸检测的结果往往意味着医院里又有空间和人手，将被消耗。
也不是没有理想的模式。比如，把医院设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所有职工去酒店隔离，过闭环的生活。但资源却极其掣肘，5000多所医疗机构，20万医护人员，酒店的资源早已消耗殆尽。
另一方面，3月26日和4月15日举行的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两次强调公立医院原则上不停诊，急诊、发热门诊等重点科室必须要全力保障开放，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
病人是系统的外来人，只要一天开诊，医院就面临着感染的风险。
医院里“内部”闭环，是当下上海医院的常见模式。上述管理者告诉我们，虽然原则上医生都有通行证，可以开车可以上下班。但市政府要求医护人员尽量不要乱跑，相对固定下来。“担心万一在医院里感染了阳性，跑出来造成更多人的感染。”
一位上海医院的管理层告诉八点健闻，“医护人员都住在医院，就给医护人员睡。”
于是只能“内耗”。
3月中下旬开始，上海许多三级医院都习得了一手“腾挪术”。
把部分病房空出来，分别安置密接和次密接的人员，同时设置48小时的缓冲病房。门诊上午出现阳性，经环境消杀后下午继续开诊。
在原本诊疗任务之外，医院逐步担起了隔离传染病的功能。
然而，医院内部的空间也并不宽裕，房间的设置很难达标。前述院感科主任介绍道，二三十位护士共用1间值班室、百来人的病患及家属分散在10间病房，多人办公室，是上海医院的主要结构。若将这百来人单独隔离则需要60个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间，他每天都为“借酒店”的事情发愁。
到了社区卫生中心这一层，甚至连腾挪的空间都没有了。
医生也是普通人
连轴转的医生，几乎在医院里住了近1个月。
在诸多民生困境面前，在医疗这个庞大的系统里，一线的医院和医护的处境，很少被看到。
上海市共有20万医护，一个可观的群体。他们出现在核酸采样、方舱医院、定点及其他医院，从检出隔离到疾病救治，重负落到了他们头上。
在“上海抗疫求助”的微博超话里，他们微弱的呼声很少有回应。夹在患者与政策之间，打一场极为艰难的防疫战。
当核酸成为通行证，当方舱成为收治场所。作为医护的他们，放下常规任务，投入社区核酸采样，支援方舱做实习时就会的工作，更像是一名“服务人员”。
一位外科医生在电话里向我们屡次吐露了他的无奈：出去采核酸，居民不配合;医院里不定时有新增阳性病例，但他们依然被困在医院;以及，一边在抗疫前线，一边算着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
“我也想回家了。”他说了不下十次。
杨晨是一位二甲医院的急诊科护士，她参与了目前为止的13轮全体人员Dna，每一次都交出来了超1000的检验样版。抬起、伸臂、转腕，高频率的相同姿势令她忍不住地哆嗦、肩膀疼痛、腱鞘炎症，全部监控室散发出一股活络油的气味，他们期待根据药品短暂性振作起来。
大白天出门取样，夜里急诊科工作，沒有歇息的時间。家是早已不可以回的，3月底浦东封控时，她迫不得已从家里离去，搬到医院一张小小行军床上。
王方是世博方舱的青年志愿者医生，工程项目还没竣工，开舱的前8个钟头，她们被拉到了这儿。护士站构建、病房排班表、药物配备、了解系统软件、感柒学习培训、运送物资供应，一个接诊7000多患者的防护医院顷刻峻工。她们将医院运行完善后交到援沪医疗队，随后去发展另一家方舱。
一些人由于住宅小区有呈阳性患者上不了岗，一些人隔离衣和防护衣还没应用便被感染。在这时候新冠疫情扩散着的上海，医生也是群众。
对她们来讲，医生不只是一个岗位，从变成医生逐渐，挑戰就无处不在。
一部分采访目标为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