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敬人书籍设计作品 吕敬人书籍设计作品有哪些。最近几天人教版教材插画一直在微博热搜榜单居高不下，无论用什么明星丑闻掩盖，都平息不了网民的愤怒。
这个”丑到第一的插画“背后，是文化汉奸吕敬人吴勇等人，谋划多年的“文化倒戈”。
他们要的不仅仅是钱，还要收割中国孩子们的审美、思想、灵魂，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企图摧毁中国的下一代人。
1947年，吕敬人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丝绸商人家庭，他的父亲饱读诗书、热爱书画，在事业上励志求精，对孩子们秉承传统的伦理家教;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终身行医施善，在淞沪抗战中冲在前线抢救伤员，受到十九路军抗日将领的奖彰。吕敬人家中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幺。
“我的少年时代与做书没有大关系，但要说也有点关系。”最让吕敬人得意的，是身为企业家的父亲利用家中大量的藏书，给五兄弟置办了一个家庭五人图书馆。在那个图书匮乏的年代，和兄长以及弄堂里的小朋友，在小小图书馆阅读和嬉戏成了他记忆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我那时尚小，四个兄长教我做一些修补、装订、包书皮之类的事。五兄弟的速写本也都是自己做的，尤以二哥、四哥手最巧，那时只是觉得很好玩儿。”
尽管读不懂文言文，但幼小的吕敬人对老书的字体、木版画插图、薄薄的书面纸和线装书的形式颇感兴趣。陈老莲的《水浒叶子》、古版本《芥子园画谱》，他边看边临，沾了不少墨迹。写写画画的基础因此打下了。
直到今天，吕敬人还记得，幼年家庭五人图书馆里，每一本书上，父亲都要写上一个姓氏“吕”居于上方，五兄弟共用的“人”字居于下方，中间则依次取五人姓名中的一个字。老大的“立”居中，二、四的“吉、达”和三、五的“卓、敬”各在两旁，成为一个独特的LOGO、五人图书室特有的标志。
“原来文字可以构成图案，它一直给予我在设计意识方面潜在的影响。”吕敬人说。
很多年之后，名字中的“敬人”二字也被他用来作为设计元素。在一些个人色彩较浓重的书籍中，他常将名字活用，如，“人、敬人、人敬人、敬人人敬、敬人人人人敬、人敬人人人人敬人”等依次叠起，构成一个稳定的等边三角形图案。这不免让人想起，那座已经消失在时光中的小小五人图书馆。
一个中西文化杂糅的民国家庭
今天人们更多感佩于吕敬人在书籍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原和保留，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设计语言里的“中国元素”，都经过了创造性使用，转化为现代人的审美符号。这种中西结合的设计思想，与他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
吕敬人在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家庭中长大。那是一个三代同堂的中国式大家庭，母亲教导最多的是“规矩”两个字，年幼的吕敬人，耳濡目染的都是中国式礼仪。他还记得，每年的重大祭奠有两次，一次是小年夜和大年夜，一次是清明节。因为外婆信佛，每年全家还要到玉佛寺给祖先做一次佛事。而祭祀祖先的仪式程序繁多，气氛庄严肃穆，在一次次的叩拜中，父母告诉他要“敬畏”，要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传统的忠孝礼仪价值观，从内心深处唤醒了他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感。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又受西方文化影响至深。因为父亲经营丝绸产业，家里存放着大量的欧洲进口丝绸样品书和设计稿，精美的设计至今还深深印在吕敬人脑海里，“图形、色彩、构成，真是妙不可言”。他至今还记得，父亲企业的形象设计、标志、图案和包装纸，都是委托欧洲设计师设计的，公司标志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女神，身上缠绕着飘动的丝带，银和黑两色油墨混合印制，在光的照射下散发出微妙的色波。
西洋式的生活方式，也渗透进了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吕家喜欢吃西餐，吕敬人还记得，自己家在复兴中路，对面就是一家俄罗斯面包房，隔街有一家天鹅阁俄国餐厅，再过去是红房子的法国餐厅，“小时候，这些店是经常去的。”圣诞节也是孩子们最爱的节日，“母亲喜欢在我们的枕头底下放圣诞卡片和巧克力，这是我们小时候最期盼的。”
父亲的旨趣，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们。吕敬人的父亲不但对中国传统的戏剧、绘画、书法十分偏爱，对西方的摄影、电影、体育也乐于尝试。他痴迷于收藏书画，家里有好几大箱子书画，每年初夏晾晒藏画，铺满了整整一个阳台，父亲就给孩子们一幅一幅地讲解，吕敬人至今还记得，那些画的作者有唐寅、郑板桥、吴湖帆、张大千、梅兰芳……父亲几乎每月领着兄弟五个去看京戏和评弹;小朋友不能唱大戏，就演木偶戏，买来脸谱，自制戏剧人偶和服装道具，演出《三岔口》《捉放曹》《空城计》等，锣、鼓、板都有，有腔有调的，让弄堂里的小朋友们都来看。
在风和日丽的日子，父母会带着五兄弟去公园野餐，去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短途旅游，热爱摄影的父亲拍下许多照片，回到家在洗印暗房里冲洗出来。吕家还经常组织幻灯播放会，《白雪公主》《米老鼠和唐老鸭》《老莱与哈台》等卡通片，五兄弟经常聚在一起观看。每周家里还会举行篮球、乒乓球赛事，父亲有空便会亲自执哨。
“我们家祭祖最隆重，但每年又过圣诞节;一边看着迪士尼的幻灯片，一边又听京戏和评弹;母亲在法国教会医院，信仰基督教，而外婆终生信佛，家里设香案，念经是日课。”很多年以后，吕敬人才意识到，这样一种中西文化杂糅的家庭环境，正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一个切面——民国时候，新文化运动以后，在“西学东渐”的年代，中国努力融入扑面而来的现代化大潮，有一批典型的中国人，过上了西洋式的生活方式，然而文化内核却依然是中国式的“仁义礼智信”。
就像父亲送给吕敬人的条幅里，核心是“诚信”二字，母亲传授给他的则是“博爱”，这两个概念分别来自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一个时代的烙印，就这样深深刻在了吕敬人骨血之中。
如今，吕敬人设计的书，从形态到图形、纸张，都讲求中西结合。他曾设计一本十八世纪风靡法国的《赵氏孤儿》中法文剧本的合集，作为国礼。为此，他将书做成双封面，中式封面篆刻的是明版本文字，西式封面雕刻法文译文。装饰图形，一个是东方如意纹，一个是西方几何曲线纹。中国的雕版印刷和西方的铅字技术相结合，最终形成一个中西交融的、中法互通的书籍形态。
吕敬人自己引以为豪的，还有一套《怀袖雅物——苏州折扇》合集。这是一部详细记载苏扇的大书，全面展现了明清以降苏州折扇在材质、造型、雕刻技艺、扇面艺术上的全貌。如此浓厚的中国气息，让吕敬人很早便决定，采用古线装、经折装、筒子页、六盒套等传统书籍形态。然而，书页中的夹页、长短插页、拉页合页、M折页，又都是古籍中没有的。它们有的是为放大扇面图案，有的为记载工序制作，有的为注释，功能各不相同。线装的缀钉形式特意做了改变，由习惯的六眼钉改为更生动的十二眼钉。书脊钉口一侧还特意为四册线装本分别设计梅、兰、竹、菊四君子的图案。
父亲启发他领悟设计本质
小时候，吕敬人特别喜欢看父亲捆扎包裹。父亲身板笔直，纹丝不动，只见包裹在手中上下左右地旋转，绳子随之在六面体空间中来回穿梭，物品始终没有离开过桌面。很快，一个边角整齐、绑绳严谨、环扣优美的包裹就一气呵成。如果是较重的物品，父亲还会就着那一根绳子，做出一个舒适的拎手。
这是父亲从小做学徒而习得的本事。他做每一件事都十分注重规矩，讲究细节完美，品味完成运作的秩序过程，“我时常感激父亲给予我的影响，理解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把握和谐秩序之美的驾驭规则，其中的感悟均来自于父亲的修为”。
在吕敬人看来，设计就是驾驭秩序之美。
他将网格系统引入国内，也在自己的书籍设计中强调“材料是有性格的、纸张是有语言的”，这些都是设计的秩序之美。
在吕敬人看来，各种材质有各自的表情和气质，古籍里面的宋锦，清代就用来做书籍封面的丝绢，当代书籍里面用的各种硬纸壳、透明纸，半透明纸，甚至于包装纸……各种纸张都有各自表情，“这些纸张所呈现的肌理、纹样、表面的表现力，都可以说是看不见的文字。”
对材料的敏感，始于吕敬人的童年时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敬人的父亲就请了意大利设计师为自己家的丝绸做样本，儿时的吕敬人喜欢翻家里大量的面料样本，棉麻丝绸，不同的面料让吕敬人对“触摸”特别敏感且着迷。他认为，每一种材质都代表着不同的“形象”甚至“性别”。“这个像女性的，那个男性的;这个粗鲁的，那个细腻的;这个滑稽的，这个优雅的，不同的质感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完全是不一样的，各种材质其实本身是有国家和民族性的，是有语言的，翻阅的感觉也不一样。”
少时对材料的敏感使得吕敬人在设计时总能灵机一动，脑洞大开。比如他设计的《最后的皇朝》的图录专辑就直接用了包月饼的纸来设计，居然效果奇好。还有一次，在印刷《剪纸的故事》一书时，他看见工厂裁切该书时纸屑散落一地，突发奇想，让工人们把五颜六色的纸片捡起来，放进每本书的塑封里。读者撕开塑封，有碎屑掉下，书里的作品像是刚剪完的一样，顿时亲近不少。
书籍设计的新时代到来了
在《剪纸的故事》《最后的皇朝》的设计团队中，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吕旻。这位正在走向成熟的青年书籍设计师，正是吕敬人的公子。
如果你细心翻阅，就会发现，吕敬人近20年来的重要书籍设计作品中，几乎都有吕旻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