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6月底《长安十二时辰》的开播，迅速刮起了一阵“大唐风”，大家的视线又被拉回到那个令人神往的大唐盛世。相信很多朋友对于剧中李必开场的自我介绍都有很深的印象，基本以半白话半文言的形式来展现，这是剧组为了进一步还原历史原貌而想到的“点睛”之笔，当然整部剧中的亮点远不止于此。
不得不说，此剧确实是一部良心之作，不论从原著还是剧作等方面，都处处充满着当时浓厚的风土人情、文化面貌，对于我们了解唐朝时期的历史文化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史海君今天就从中选取一个剧中的物件为大家进行一下详解。
剧中神秘的物件——金鱼袋
在第一集中，狼卫首领曹破延在逃避旅贲军的追捕过程中，溺水昏迷，后幸得一位老者搭救上岸。按理来说，此人对他有救命之恩，即使曹破延身负特殊使命，但最起码的知恩图报还是应该懂的。但他接下来的举动却令众人大吃一惊，不仅将老者杀害，而且还从其身上抢走一个物件。
而说到这个物件，便是金鱼袋。在剧中，是名为焦遂的老者所有，而之所以曹破延要抢走金鱼袋，按照剧情的发展，是因为焦遂的话语中透露出了一个关键信息——入宫用。那么在历史上，是否有金鱼袋这样一个物件？它又有什么具体用处呢？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金鱼袋确实存在，它来源于历史上的鱼袋制度。该制度起源于唐初，兴盛于唐朝中期至宋朝。大家可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个袋子，它可是唐朝乃至宋代档次最高也是入仕者争相竞逐的宝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袋中，装有显示官员等级的鱼符。
唐朝章服制度的典型代表——鱼袋与鱼符制度
说到鱼符，其实早在隋朝时就已出现，只不过因为规制单一、内容宽泛（只镌刻姓名和官职品级于其上）而未受重视。唐朝初年鱼符才成为一种定制被确定下来，相较于隋朝仅代表官员身份这一种类型来说，唐朝的鱼符可谓种类繁多，根据《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当中的记载，唐代的鱼符共有三种样式，分别是：铜鱼符、交鱼符和随身鱼符。
初，高祖入长安，罢隋竹使符，班银菟符，其后改为铜鱼符，以起军旅、易守长，京都留守、折冲府、捉兵镇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宫苑总监、牧监皆给之。畿内则左三右一，畿外则左五右一，左者进内，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复始。宫殿门、城门，给交鱼符、巡鱼符。左厢、右厢给开门符、闭门符。亦左符进内，右符监门掌之。
铜鱼符，是由唐高祖李渊所创。因避其祖李虎之名讳将原来发兵用的虎符和其余征调所用竹使符废止，起初以“兔子”为祥瑞，颁布银菟符，后来又因以“鲤鱼”为祥瑞，遂改为铜鱼符。因为与虎符和竹使符等关系密切，所以铜鱼符在性质上也是属于兵符一类的；而交鱼符，也可称之为“巡鱼符”，为官员出入宫门和城门所用，这个很好理解。
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
至于随身鱼符，便是对隋朝鱼符的一种创新了，不过从性质上来讲，还是属于对个人身份的一种认证。《新唐书》中记载“亲王以金，庶官以铜”，足以见得随着宗室、官员的品级地位的不同，所持鱼符在材质上也是有明显区分的，当然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拥有随身鱼符，只有品阶位于五品以上（含五品）者，才有佩戴鱼符的权利。
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赐鱼。天授二年，改佩鱼皆为龟。其后，三品以上龟袋饰以金，四品以银，五品以铜。中宗初，罢龟袋，复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然员外、试、检校官，犹不佩鱼。景云中，诏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
651年（永徽二年），刚刚继位的唐高宗李治为了“以防召命之诈”，于是在已有鱼符制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鱼袋制度。其中规定，三品以上着紫色官袍者赐金鱼袋，五品以上着绯色官袍者（四、五）赐银鱼袋，自此，唐朝的“章服制度”便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我们都知道，古人衣服上是没有口袋的，所以金鱼袋便成为了当时士大夫最梦寐以求的至高档次的包。因为在金鱼袋的设计上，要远比随身鱼符要大得多，所以在朝廷规定的必装鱼符的前提下，官员们在金鱼袋中还能再装一些日常所需的小物件，可谓用处多多。
宋代鱼袋制度的革新
太宗雍熙元年，南郊后，内出以赐近臣，由是内外升朝文武官皆佩鱼。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庭赐紫，则给金涂银者；赐绯，亦有特给者。
值得一提的是，鱼袋制度还被后来的宋朝继续沿用，只不过里面的鱼符已被废止。984年（宋太宗赵光义雍熙元年），规定“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宋朝时的章服制度相较唐朝存在一些差别，四品以上者着紫袍，六品以上者着绯袍）。
而此时由于鱼符被废止，为防鱼袋之名恐名不符实，于是将鱼袋表面装饰上鱼形纹理（四品以上金鱼纹，六品以上银鱼纹），以正其鱼袋之名。
史海君说：
说了这么多，想必大家也定然知道为何狼卫曹破延会不惜以伤害恩公性命的方式来抢夺金鱼袋了。正因为金鱼袋有“受令可入宫”、“明贵贱”的权益，在曹破延的心里，这必然会对突厥的计划大有裨益。
而爱喝酒的焦遂，在历史上也是真实存在的。正因嗜酒如命，因此与李白、贺知章等七人并称“酒中八仙”。只不过，以平民的身份，他是断然不可能拥有佩戴金鱼袋和鱼符的权力的。在剧中焦遂不仅拥有了金鱼袋还可以喝到上流社会才能享有的葡萄酒，想必这也是马伯庸先生为了情节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拓展延伸。
作为唐宋章服制度中的代表，鱼符与鱼袋经历了由初具规模到争相竞逐，甚至在后期还出现了“借紫”、“借绯”（低品级官员外出做使臣时，可申请临时借用比自身高一等的章服）的现象，由严格的分门别类到逐渐遍布朝堂，乃至最后的颁赐过盛，最终还是被弃于章服制度之外，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资料：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十四.志十四》
【元】脱脱《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志一百零六》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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