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梅至今仍是李维康塑造过的唯一一个荧幕形象。 11岁就考入中国戏曲学校、12岁就进入中南海演戏、一辈子不肯离开京剧的李维康，当年接手《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多少有点玩票性质。可这一“玩”倒好，她硬是凭借此角一举捧得第四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
“筹拍《四世同堂》是198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正好比较空闲，领导找到我说有部电视剧找我来拍，让我去，我就去了。”当年的李维康正是在京剧舞台上大放光芒的时候，既然是领导来找，自己对电视艺术也充满好奇，便答应了。
进剧组最开始是集训，地点是在八一射击场，那也是旧版《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的外景地。“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整天读原著、啃剧本，熟悉生活，进行小品训练，包括演员之间互相熟悉，尽量让自己进入角色中。我和大家相处时，就会把他们看做是一家人——祁家人。当祁老爷子——邵华上楼下楼时，我就像晚辈那样去搀扶。现在想想那段日子特别美好，大家完全是在一种创作气氛中，心无旁骛。”
距离实拍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虽然剧组的融洽气氛让每个人都渴望着赶快进入角色，但李维康却还是对能否演好韵梅心里没底，“我毕竟是个从没演过电视的京剧演员，而且觉得自己和这个角色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给她最大鼓励的是导演林汝为，“她总说我像韵梅，还说我一定能演好。”可那些日子她心里却每天都在问“我真的像韵梅吗？” 如今再问同样的问题，李维康仍旧说自己“不像”，“韵梅是乖媳妇儿，我平时虽说还能孝敬长辈，可也有个倔脾气，有时还挺固执。说到勤俭持家，那就更提不起来，干家务活既不利索也不主动。尤其不一样的是，我没有经历过她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的岁月，没有承受过她的那些辛酸。所以当时心里也很斗争。” 最终成为韵梅，李维康说归功于她塑造过的京剧人物。“可能是职业习惯，演韵梅时我就常想到我曾塑造过的古代妇女，像我经常饰演秦香莲，就是个家喻户晓，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在秦香莲和韵梅之间，在韵梅和无数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妇女之间，存在着相通的因素。我既然敢演秦香莲，为什么就不敢演韵梅呢？那一刻我才真正说服了自己。
在《四世同堂》里，韵梅没有撼天动地的作为，成天只是在四合院里操持家务，侍奉老人，抚养儿女，关怀丈夫，但她的温良宽厚、勤劳节俭却受到祁家人和街坊邻里的尊重。她虽然凡事忍让，委曲求全，可面对无耻的民族败类却是那样的正气凛然，爱憎分明。 为了找到人物的感觉，李维康没少下工夫。“为使人物真实可信，拍摄时我请求导演让我在镜头前有活儿干。”于是，旧版的《四世同堂》中，就有了一个活儿不离手的韵梅，她不是在织毛衣、缝毛衫、蒸馒头，就是在收拾屋子、端茶送饭。虽然这些家务活儿并不难，但要在镜头前做得灵巧自如，李维康幕后还是反复练习。“不然，哪像是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呢？” 李维康更在表演上狠下工夫，因为电视剧和京剧有着不同的表演方法，后者允许较多的夸张，前者必须真实。“记得一次拍一个特写镜头，我低垂眼睑，然后抬起来，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的起伏，表演时自我感觉分寸合适。谁知荧幕上录下来的画面，却吓了我一跳，那神气就像是看了一下地又看了一下天，夸张而失真。”从那以后，李维康开始从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练起，努力寻找着她心中的韵梅。
拍戏的日子既快乐又艰苦。 当时的拍摄条件，以及剧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完备，甚至连盒饭都没有。“拍戏的那两年，大家都是自己带饭的。我们一般早晨9点多开工，一拍就到了晚上第二天凌晨，回了家有时特别困，可还得准备第二天的午饭呢！” 回忆当时的苦日子，李维康反以为乐：“当时我们的国家才刚刚改革开放，大家心里都挺有劲儿的，根本不想别的，就想把戏怎么拍好。而且当时的创作环境特别安静，大家每天拍完戏，就是研究剧本，我们处得很像一家人，报酬什么的都不重要。” 李维康说，同时期拍摄《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每集的酬劳是90元钱。6个月里，《西游记》剧组辗转中国20个城市的荒郊野岭，没有特技的年代，杨洁的丈夫、《西游记》摄像师王崇秋为一个俯瞰镜头，想方设法，把自己绑在专洒农药的飞机肚子上，手持摄像机航拍。在拍到一半没钱的情况下，杨洁告诉剧组，大家要用唐僧取经的精神继续拍摄。 “相比《西游记》，我们虽然也遭遇了不少困难，但总归算幸福多了。《四世同堂》拍了两年多，我挣了500块钱。大家都在奉献，不能和现在比了。” 李维康仍然记得，《四世同堂》1985年终于要和亿万观众见面时，她心里曾有的忐忑不安。自己坐在电视机前，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直到后来不少朋友写信向她祝贺，说她把一个平凡的妇女演得很逼真时，内心才有些许平静。而对于那之后为什么再没走上荧屏，她归结为：“我对京剧太爱了、为京剧吃得苦太多了，我觉得自己还是属于那个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