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脱口秀市场化的巅峰时期，好像刚刚跟我们挥手告别了。
脱口秀这种外来的喜剧形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出现。不过由于中国市场还不具备接受的条件，所以脱口秀在中国一直发展得非常缓慢。
一直到前些年，随着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普及，网络原住民一代人成为了观众主力，调侃自我，解构崇高变得被可以接受，市场开始形成。
在以李诞为代表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演员的努力下，中国脱口秀迎来了市场化的巅峰。
不过这一切都戛然而止。
虽然脱口秀这门艺术还不至于在中国绝迹，但市场化脱口秀的繁荣，就此终结。
任何的繁荣都是有周期的，看得多了，也就不会那么不可思议。
在脱口秀之前，以辩论为形式的奇葩说也曾经红极一时，再之前，春晚小品也曾经真的那么好笑过。
但这三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都逃不过相同的周期，我称之为“春晚小品定律”。
当一种喜剧形式在人民群众当中喜闻乐见，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之后，附加在它身上的利益和政府想要控制的意愿就越来越大。这就会导致喜剧被不同意志的多方势力染指，最终喜剧最主要的功能——娱乐大众这个功能不再摆在首位，而是哪方势力强，哪方势力的要执行的意志被摆在了首位。
春晚小品的发展、繁荣和衰落，很好解释了这个定律。
1983年第一届春晚，有一个哑剧小品叫做《吃鸡》。
表演者叫做王景愚，是新中国第一代喜剧表演艺术家。1962年的时候他就创作出了《吃鸡》这个小品，灵感来源于他本人的经历。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王景愚从中戏毕业，被分配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同时被邀请到广东演去演出。广东那里的供应好一些，王景愚可以吃上鸡。在王景愚吃罐焖鸡的时候，因为鸡不太烂，吃着有点费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1963年，王景愚在北京饭店演出了《吃鸡》，周总理和陈毅看了笑出了眼泪。几年后，《吃鸡》受到了所谓的“笑里藏刀”的批判。
1983年，伴随着粉碎四人帮的欢乐和改革的春风，在第一届春晚上，王景愚再度表演了《吃鸡》。
可能也是因为过去受了太多的批判，王景愚在演出开始前突然思想压力巨大，觉得《吃鸡》这个小品没啥内涵，“不伦不类”。经过导演黄一鹤的开导，告诉王景愚社会责任不用他承担，他这才放心下来。
表演效果非常好，王景愚精湛滑稽，惟妙惟肖的演技把观众们逗得前仰后合，给大家的除夕之夜带来了欢笑。
不过沉重的心理负担却一直困扰着王景愚，有人说他在国外演莎士比亚的喜剧，在国内却演吃鸡这种纯粹搞笑的滑稽小品。常年下来，得了抑郁症。
1997年香港回归，他受邀去香港表演，那里有观众点名要他演哑剧小品吃鸡。原来这名观众是从大陆过来的新移民，看他这个节目就想起了那年全家在电视机前一起欢度春节的快乐的日子。王景愚听后，十分感动。临时把他之前拒演的小品吃鸡换上，再次把欢笑带给了观众，王景愚也放下了多年心理的压力，抑郁症也逐渐康复。
1984年，春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品出现了，就是陈佩斯与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
这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亮相，一登场就惊艳了四方。两个人一正一谐，表演即贴近生活，又妙趣横生，让观众们捧腹大笑，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声。
即便是放在今天，30多年前的这个小品依然会让我们会心一笑，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陈佩斯和朱时茂此后几年成为了春晚的台柱，小品《主角与配角》是两人在春晚小品上的巅峰。
如今，这个小品里许多句经典的台词，已经成为了互联网上不时被引用的金句。
比如“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想不到你这样浓眉大眼的也叛变啊”。
这个小品的好笑之处在于人物的设定和反转。朱时茂饰演的主角是一向“伟光正”的正面人物，而陈佩斯饰演的是“奸滑谐”的反面人物，可表演起来，观众的心不知不觉就都偏向了陈佩斯这个“叛徒”，都希望他可以当一回主角来扬眉吐气，。
这个就叫做“解构崇高”。正面人物虽好，但这么多年来早就已经脸谱化，观众只觉得崇高但并不亲近，而陈佩斯的“叛徒”，却机灵可爱，演出了一个在大人物阴影下隐忍多年的小人物的逆袭。
观众们看到了脸谱化的消失，被这样的反差逗得前仰后合。
后来陈佩斯和朱时茂因为版权问题与央视对簿公堂，从此被封杀多年。但幸好有一个人及时崛起，接替了负责在除夕之夜把观众逗笑的重担，这个人就是“小品王”赵本山。
赵本山出身贫寒，吃百家饭长大，不管是形象还是性格都是地道的东北农民。但就是这样一位农民，却成为了此后十余年观众们在除夕之夜最为期待的压轴大戏。
赵本山的小品，不仅有着扑面而来的黑土地气息，让观众倍感亲切，而且剧本相当犀利和扎实。有自嘲，有讽刺，有作弄。
那时作品的尺度，今天看来无限感慨。也幸好是这样的环境，让赵本山生逢其时，可以大显身手。
小品《拜年》讽刺的是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紧张关系，《牛大叔提干》讽刺的是有关部门相互踢皮球不干实事，只顾着公款吃喝，浪费奢靡的“扯蛋”风气。
赵本山的小品还充满了正能量，比如《红高粱模特队》歌颂的是劳动光荣，《昨天今天明天》充满了对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幸福，《送水工》歌颂的是母爱。《火炬手》宣传的是普通人民对于北京奥运的喜悦和热情。
那些总以要弘扬正能量而不能只搞笑为借口的人，好好看看上面这些小品，哪一个不是即有正能量，又让观众发自内心地欢笑。
到了《卖拐》、《卖车》、《不差钱》，尽管没有了讽刺，就是纯粹搞笑，但让大家开心，才成为了又一批经典。
可以说，赵本山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可以让亿万中国人在除夕之夜如此期待。
春晚舞台今犹在，不见当年小品王。
春晚小品的巅峰时代，也随着赵本山的谢幕而过去。
王者退场，剩下的只有菜鸡互啄。
春晚小品最重要的功能不再是搞笑，而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新的物种。有人说现在的春晚小品总是喜头悲尾，好像到最后不把大家搞哭就不算成功。其实，这说明春晚小品最重要的功能已经从搞笑变成了教化。
利用春晚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宣传舞台，教育感化人心，巩固共同体的团结一致，成为了它的时代使命。
不是人人都是胡锡进，可以既要又要。所以当教化成为最主要目的时，搞笑就无法兼顾。
不过四十年的春晚还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习俗，尽管不再好看了，但亿万中国人还是由于惯性会在除夕之夜收看春晚，哪怕就当个背景音，也算是有了过年的气息。
多年来，大家从失望变成了不再期望，收看春晚不再是为了看看小品欢声大笑，而是一种过年的习俗。
这就是春晚小品没落的过程，如今我在中国脱口秀前行的背影里，又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模样。
搞笑和娱乐虽然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可贵，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当我们需要用宏大叙事来统一思想的关键时刻，纯粹搞笑就变成了一种冒犯。
2023年春晚，脱口秀第一次以并非正式节目的形式登上了春晚，但在挤出来的短短几分钟时间里，那些平时在舞台上可以轻松让观众捧腹大笑的王牌演员，瞬间变成了尴尬的代名词。只是换了一个舞台，他们的段子就变得莫名苍白。
原本以为这只是脱口秀在春晚的开始，没想到竟然有可能会是结束。
我们回顾这几十年来，真正让观众们开怀大笑的作品，它们的理念都非常一致，就是把让大家笑出来最为最重要的目的。
笑是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
一个人能够笑得出来，说明他对生活还抱有希望，他对自己的处境并未感到绝望，他有勇气自嘲来面对内心，他有闲情开怀来享受生活。笑，还是对虚伪和装腔作势的轻蔑，是对社会不公的嘲讽；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事，笑，是基本的人性。
关于笑，陈佩斯后来有一段非常值得思考的话：
“在三十年前演一场喜剧，观众甚至不会笑，因为他不知道乐是对还是不对，不知道笑是否是对演员的不尊重。戏剧离他们都很远了，喜剧离他们更远了，几十年都没有过的东西......永远不要回到那个不会笑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