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名导谢晋诞辰100周年：谢晋电影探讨（四）
上海电影学院研究生处老师洪代星
洪代星
金丹元，1949年7月生，上海人。现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影视艺术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电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重点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学科带头人。
金丹元
谢晋电影中的思想表达与意识形态
洪代星金丹元
一、政治权利的话语与知识分子的良知
谢晋是新中国成立后新一代导演的真正代表。正如钟惦棐所说：“谢晋不仅是最后一个踏上1930、40年代脚步的人，也是一批年轻导演中第一个接受新电影观念的人。”此后，他积极投身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一直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日新月异。他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见证者、直接参与者和引领者，他试图将当时新的电影观念与中国人传统的叙事方式相结合来阐释社会、人生和他的世界观。“喜欢听和看”。专注于。
毋庸置疑，谢晋的电影始终与政治权力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无论是褒奖还是批评，他总是自觉地融入时代主流。正如戴锦华所说，谢晋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社会话语，而不是一种欲望/个人话语”。正因为如此，他的电影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预示着社会风云的剧变。这也是有据可查的。然而，谢晋电影的价值在于，它们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但绝不是权力话语的附庸，从不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简单的图解阐释。他眼光独到，善于发现，创造性地塑造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反映了他们的各种经历和命运，同时也供奉了一代人。理想和人生追求。
《女篮五号》《舞台姐妹》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故事，但人物和故事的发展线索都充满了浓浓的理想主义色彩。《舞台姐妹》钟竹春华从一个只会唱戏为生的演员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文学先锋；这种向往光明、追求自由的意识，恰恰反映了谢晋作为导演对真善美的渴望。谢晋的电影大多可以归为主流话语，但对人生、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总有他自己朴实的理解。而且，他亲身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对邪恶势力的反抗，对扭曲人性的政治干预的厌恶。可见导演对不同时期意识形态进行独立思考后的良知之光。尤其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中的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积淀的怨恨和反抗，以极大的勇气。
总之，谢晋电影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对主流电影的理解。一方面，他总是以各种方式主动加入世贸组织，不甘示弱，纠缠于建国以来的各种政治权力话语之中。词汇集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对社会、人生、个人和国家命运的独立思考和关注，处处流露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敏锐而理性的洞察力，是电影艺术应如何应对的积极探索。时代，表达人性。而这种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电影越来越工业化、高科技化、大众化的社会，显得尤为可贵和难得。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坚持自己艺术价值判断的诚信是任何票房和技术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二、历史语境背后的反思
过去，很多评论家都提到谢晋电影的历史脉络，或者认为他写的是一个“重新确认的历史过程”，即“历史的叙述”（戴金华语）；“历史话语”的演绎或表述（李一鸣语）；也有人指出，80年代谢晋的几部影片“需要正视悲惨的历史，为历史延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依据”，这是谢晋片的历史处境，这是谢晋片的基本姿态。这些评论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从一定的角度分析了谢晋电影的历史语境。但是，为什么谢晋总是用一个完整的历史舞台作为他电影再创作的原文呢？80年代以来，在他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他总是选择那些与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题材？当然，我们可以说，谢晋积极参与WTO与权力话语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一直对中国当下的政治生活表现出异常强烈的关注，始终坚信中国社会主流政治权力话语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仅把谢晋看成是一部政治片导演，不仅有失偏颇，也不完全符合他本人的意愿和他的影片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思想。
如果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等视为谢晋主动贴近当下政治生活，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啊，摇篮》《秋瑾》《鸦片战争》《最后的贵族》等等，好像不能简单的归为一类。其实，除了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强烈关注，谢晋的视角选择和影片所反映的历史语境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在驱动力，这也是谢晋自己反复强调的。他的“反思”既是对过去一段重要历史的反思，也是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思，也是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的反思。而这一点，他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讲到，而且每年在给上海大学学生的演讲中也反复强调。诚然，“三省吾身”本身或许就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但这种豁达豁达的心态，恰恰是我们应该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换句话说，谢晋并不认为他所持的所有观点在某一阶段都是正确的。他的政治取向和道德激情，本来就是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当下权力话语的影响。不过，他的独立思考和用视频语言及时阐述自己观点和想法的动力，在不断的反思中变得越来越成熟，否则《女篮五号》《舞台姐妹》也不会在当年受到批评。而他的每一次反思都与前一次不同，每一次反思都与他对生活的重新体验、对世界的重新认识有关。而且，也正是因为他的不断反思，以及在反思中一次次的反洗，他的电影才能以他独特的表现方式，几乎完全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轨迹相互印证。
三、谢晋片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悖论
（一）世俗化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淘汰
谢晋片的世俗化倾向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是对20世纪30年代第二代导演技术（电影美学）、中国传统戏曲叙事和戏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在题材上，谢晋电影中的故事大多选择历史语境中的家庭变迁和道德重建的象征作为表现对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这一主题一直是重要的叙事母题。现代导演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用流行的悲欢离合的家庭故事批判旧社会，思考人性的矛盾。这些世俗化的文艺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因素，经过历史的积淀，成为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电影在继承这种世俗化的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烙上了传统的影子，这也体现了一些传统的文化因素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文本的文化意义和文本的政治意义处于一对二元对立结构中。作为能指，文本的所指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散性，其一维性指向人们在传统文化中所接受的东西。价值标准的另一个维度指向了政治行为在历史语境中的破坏力及其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因此文本成为詹姆逊所认为的多义寓言结构。这种结构中的非政治文化意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解政治的作用。（二）作品结构上的意义鸿沟，剔除主流政治意识形态
今天，当我们重读谢晋电影时，无论是对人性美好的赞叹，对影片叙事技巧的钦佩，还是对观众审美心理的把握，都将不再是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冲动，因为它早已隐含在文本结构中。正是结构的“空白”，让我们重新唤醒对谢晋本人和他的电影的沉思和重新认识，而这也正是影像耐人寻味的生命力所给予的无形暗示，一种超越现实的人性。故事本身就是哲学。
结语
在日益世俗化的今天，虽然政治的压力逐渐消失，对文字的重视已经超越了政治寓言，但重读谢晋电影，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不少启示。或许是当下中国电影人和当代文化的转型。还是有实际借鉴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