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清浅
观众在看影视剧时，经常会有一种这样的场景，就是演员哭得稀里哗啦，观众看得泪眼汪汪，这种表演非常普遍，忽地看到另一种表演方式即演员不哭观众哭时反倒惊喜。当演员的演技达到一定水平时往往更愿意选择这种收着演的表演方式挑战自我，而它所收获的“哭果”也往往更大，能较长时间的让观众沉浸在故事的伤痛里。像陈道明、巩俐的《归来》就是采用这样的表演方式，观众看不到演员大哭的戏，但却时常为他们的表演泪如泉涌。像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马少骅饰演的蔡元培劝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留在北大编中国通史这段表演也是采用这种表演方式，让人看得潸然泪下。
出狱后的陈独秀为投身革命，不给北大、蔡元培带来麻烦，决意离开北大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在蔡元培忧伤地念完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师、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刘师培因病辞世的讣告后提出辞职。
北大为追思刘师培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贡献，给他举行了葬礼，由陈独秀主持，陈独秀跟刘师培虽一生政见不同，学术观点也不同，但他认为他们彼此倒是有一些惺惺相惜，能送刘一程，也是他的心愿。当蔡元培对刘师培三十六岁就去世深感痛心，并问陈独秀怎么处理刘师培的那些著作时，陈独秀说让学生整理后移交档案馆，随后流露出辞职之意，说这算是“您给我任命的这个编纂处的主任的最后的一份工作吧。”
听出陈独秀要离开北大的蔡元培就怕对方真走了，一再把对方要说出的话打回去，言明对方对编纂处的重要性——申叔（刘师培字）一走，国史编纂处就倒了一根顶梁柱，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呢？徐树铮这个人呐，他想趁机把它收回去，仍然是叫国史馆，归（北洋政府）国务院领导。如果他要做成了，那北大历史学学科那可就是塌了大半个天。徐树铮他是个军阀，我不能让他玷污了学问。我刚到北大当校长时，我是硬从范源濂手中给它要回来的，就是要让北大成立一门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学学科，我的理想就是要编写出一部真正中国通史。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是做成了也确实是功德无量。
我看了之前申叔交上来的国史编纂处的提纲，很好呀，他把政治史长编之志和文明史之风俗这两部分都基本完成了，而且完成的质量很高。此外，他把政治史三十六册、文明史二十七册完成得相当好，还留下了不少具有价值的初稿。仲甫，申叔这么一走，你知道这个工作那应该说是叫工程了，那很可能就要搁浅。我也请求您能到编纂处来接替他，因为我相信只有你有这个能力，因为你要是不来的话，那这个工程就基本上是流产了。
然而陈独秀更想做的是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科学道理，而不是在编纂处编写中国通史，也不认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编写中国通史的人选——我谢谢您对我的信任，北大已经形成了各个学派，我当初跟您一起制订的改革计划，也都已经实现了，我该离开北大了。
早在陈独秀流露出离开北大之意时，蔡元培就猜到会是这种回答，然而编纂处才痛失了纂辑员刘师培，要是主任陈独秀又离开编纂处，就等于一下子没了两个活通史，那编写中国通史的宏愿就难实现了，但蔡元培不强人所难，对陈独秀的决定是尊重的——我明白北大这块舞台太小，你是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人，应该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那年大雪纷飞，我迎先生到北大来，如今天凉入秋，我却要送先生离开。仲甫，我坚信你是北大的人，请你相信无论你走到哪儿，北大和我蔡元培都是你仲甫的后盾。
四年前，蔡元培于风雪中三顾茅庐才说服陈独秀从上海搬到北大，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之所以愿意到北大，不仅仅是因为蔡元培的真诚和开出的高薪，更因为蔡元培同意他一边任文科学长，一边编辑《新青年》，把北京大学作为宣传新思想的平台，加上北京对《新青年》的需求很大，编辑力量更强，陈独秀才转移《新青年》阵地。四年后，北洋政府严控下的北京，要让被停刊的《新青年》复刊可不容易，把《新青年》作为启发民智的利器的陈独秀为给《新青年》寻找宽容的环境，以更好的宣传自己认同的政治理想，少给尊敬的蔡校长以及北大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必须离开。
所以即使蔡元培很诚恳地留任他，即使知道蔡元培很想编写中国通史，即使自己也有点舍不得北大师生，即使是跟自己政见不同、学术观点不同的黄侃也来劝留“你说你放着好好的教授不做，去编那不伦不类的杂志（指《新青年》)，你这一跑中国便是少了一部通史啊，这是多么大的损失，你可曾想过这个问题？”，并说他是“不可救药”，还是坚持要离开北大。
陈独秀的离开，北大是少了一个教授，一个国史编纂处主任，但却多了一位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他的历史功过就如同他回复黄侃说他去编《新青年》，不编通史是损失时说的“季刚兄，你做你的学问，我搞的不伦不类至于是不是损失历史自有公论。”
蔡元培劝陈独秀继续留任北大编写通史这一段让人看得忍不住泪眼朦胧，离不开演员的精彩表演，要是两位演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演可能效果不会那么好，不如内敛的表演更让观众震撼。
第一，两个大男人、曾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光彩的人在那互相流泪让人看着尴，也假。第二，演员压抑内心之伤和通史流产、天凉入秋送走友人、国破山河下要编成中国通史很难、即使编成也难完整保留等形成艺术张力更让人唏嘘。第三，陈独秀的离开是为去实现个人更远大的抱负，我们学习历史都知道他接下来的表现（1925年前）对历史推动作用很大，他离开北大一心搞革命时应该也是有杀身成仁的打算和对自己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充满自信的，既是为更好前程而去怎么会为一时的别离哭啼；蔡元培亦然，既是理解对方志向高远，要去更大的地方发展，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他怎么可能局限于通史未能速成的个人意愿的哀伤中，而不是于不舍中流露支持之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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