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小青(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引领世界，在这次瘟疫战争中，各国之间为了互相援助而频繁交流。 如何在类似的援助内容中表达更多的感情，是此次友邦互助的亮点。 其中，属于汉字文化圈、地理位置相近的日韩两国最受国民关注。 日本诗词大会的独特意境营造，一度在中国赢得了无尽的喝彩和情感反馈。
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交流打破了历史和现在的边界。 在新冠灾祸初期，来自韩国的1亿2000万元人民币(截至2月5日的数据统计)的救援物资中，既有“武汉加油”的文字，也有引用典故“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随后，韩国对韩支援也引用了朝鲜历史上最有名的汉学家崔致远的八字金文——《路不远人，人无异国》，引起了韩国媒体的诸多赞誉。 在疾病面前，彰显文化力量和友好交流的历史温暖。
除了传统的文化交流外，韩国的亮点还体现在利用大众娱乐文化积累的成果，迅速送出了人心的深情问候。 《寄生虫》在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厥词，聚焦的奉俊昊不忘近邻，向武汉送去问候，并迅速刷爆朋友圈。 接下来，多年来深居简出的“大长今”李英爱也发出了支援武汉的信息，韩国最高建筑——乐天世界塔上也亮起了“武汉加油”的标语。 一时间，韩国温暖亲和的大侠文化魅力指数瞬间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在因疾病而呈现出花样繁多、气氛活跃的中日韩民间交流中，韩日两国似是而非的文化气质凸现出来。 善于引用各种经典，带出一衣带水的历史温度； 另一个高兴高效地直接开始各方面的支持，散发着无意义的热度。 一种是略显阴森恬静，一种是更加刚直豪放，体现了相近的历史审美经过不同的现实雕琢而形成的迥异的民族传统情趣和表现风格。 也成为了不知不觉中回顾交流互鉴的历史，共同享受美与美的今天的契机。
崔致远资料照片
《南汉山城》海报资料照片
《醉画仙》海报资料照片
《鸣梁海战》海报资料照片
同圈与破圈
作为历史上同圈的朋友，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相近，不仅在东亚地区，在文化上也属于汉字文化圈，有汉字、儒学、佛教三大支柱。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几乎是与日本同一时期，都是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 由于汉字先传到朝鲜，再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列岛，两国选择的汉字范畴高度一致。 当时两国都只有口语，后来根据汉字创立了各自的文字体系。 公元7世纪，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汉字被认定为官方使用的书面语言。 在日本，从公元7世纪到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汉字也成为了官方文字。
汉字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思想的普及，儒学和佛教也与汉字和书籍一起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 此次日本关注支援武汉的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展现了汉字和佛教的历史机缘。 对于儒学精神的继承，韩国可以说是虔诚的，发展到了大侠信仰的程度。 “儒教”与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并称为韩国的四大宗教。 当然，在儒学的发展和传播中，中日韩三国也为博大精深的儒学精神吸引了不同的“学习重点”。 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表示，中国儒学强调“仁恕”的“仁”，韩国儒学提倡“义节”的“义”，日本重视“忠勇”的“忠”。 所以在这次支援武汉的行动中，韩国表现出的坦率、高效、人与心齐，与义不容辞的“义气”气质密切相关。
同圈的基因和破圈的个性，越来越显示出历史的神秘有趣。 其实，每个民族都不断在同圈和破圈中形成独特、陌生的共性气质，它长期以来融入到每个民族的血液中，成为文化基因般的存在。 特别是在单一民族国家，这种基因更加牢固，共性心理和审美倾向也更加明显。 例如日本的“物哀”和韩国的“怨恨文化”。 它们在历史上，具有悠久的主流价值观，不断与“现代”碰撞，形成特殊的民族表情。
“物哀”情结作为日本的民族审美传统，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一脉相承的主导作用。 翻译家叶渭渠老师指出：“物哀作为日本美的先驱，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哀’所蕴涵的静寂美的特殊性格，成为‘空寂’美的源流。” 物的悲伤含义广泛，简而言之，包括对人、世态、自然的共鸣和触景生情。 作为大侠文化心理最直观最艺术的表现，物哀情结在日本电影传统中随处可见。 无论是幽玄静远的沟口健二、恬静简约的小津安二郎、冷静压抑的是枝裕和，还是唯美悲伤的岩井俊二，都将幽静沉静的悲凉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连近年来票房最旺的新海诚导演，也通过动漫《天气之子》和《你的名字》，用唯美精致的画面传达爱情的失落感……当然，哪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也不是单一的，武士道精神曾经代表着日本文化的“刚毅”，第二次日本的大众文化越来越偏向于灵活与和平，花美男最早的流行也来自于日本娱乐业，当然像重摇滚这样的电影在日本也有，但并不是历史和现代银幕的主流。
作为打破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最强大媒体，电影在迎合大众传统的同时，引领着社会潮流。 通过电影，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历史”和历史背后的民族审美。
韩国文化的历史基因
与日本“物哀”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不同，韩国传统的民族感情强调的是“怨恨与遗憾”，这种感情强烈而直接，隐含着难以实现的悔恨与惆怅。 长期夹在中日之间，同时又历史地受到辽、金、蒙等国边境的困扰，加上近现代屈辱的日本殖民历史，憎恨文化已成为韩国民族强烈的文化心理。
韩国学者金烈圭说：“这不是别人的感情体验，而是整个韩国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大方化的社会风气和伦理观念，给这个集体的每个成员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几乎每个个体都有所有韩国人都普遍存在，属于一类”，简单来说，这种“怨恨”可以是亡国之恨，也可以是民族分裂之恨，还可以是独裁之恨和社会不公之恨。 《恨的文化》揭示了韩国电影中的悲情史诗，控诉无处不在。 话题的重量总是与大众热烈的反响成正比，这个“怪像”恰恰是创作者对民族传统情感“怨恨与遗憾”的充分理解和迎合。
除了“憎恨文化”的心理基因外，韩民族的主流传统特质还包括“风流道”精神。 韩国的《三国史记》中有——“国有玄妙之路叫风流”的记载。 “道”在儒家里是指天地间的至理。 在日本的茶道、花道、剑道文化中，“道”被日常化，表现为艺术和精神体系。 这里所说的“风流道”，是指韩国民族远古的气质经过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丰富起来之后，形成的民族性格特质和精神体系。 据《后汉书》年《东夷》关于国俗风土的略述，朝鲜半岛先民的最大特点是“多喝酒好歌舞”。 再加上从远古时代开始半游半猎半农耕的二元文化格局，使他们呈现出较少约束、崇尚生命体自然冲动的特质。 而“风流”就是在这种意识结构形式中体现出的生命热情。 延边大学教授潘畅和在对韩国民族原始意识结构的研究中表示，“风流”是韩国固有思想的核心，“是时势的必须和没有物质功利性的无我的放任，是全体人员参与的必须遵循秩序和规则的游戏，是来自生命本身的喜悦和从容的快乐喷发” 此后，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经过与中国儒家文化的融合，升华为民族文化理念，渗透到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一词，源于原本被称为“东国儒宗”的崔致远所写的《鸾郎碑序》一文。 崔致远是中韩两国历史上的文化桥梁。 他出生于统一新罗时代的公元857年，12岁时与216名新罗留学生一起被送到唐朝读书。 7世纪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因此高度评价大唐文明，每年派遣数百名留学生前往西渡，许多留学生后来受到朝廷的重用。 崔致远是留唐学者中最有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 他18岁就一举通过，之后在江苏溧水和扬州当官，才智之高“文章感动中华”。 扬州至今仍有崔致远纪念馆，据说这也是外国人在中国的第一个纪念馆。
崔致远28岁回到家乡，开始在新罗自上而下地传播汉文化。 尤其难得的是，他精通“儒教”。 当时，佛教传入新罗不久的儒道还不为人知。 在此背景下，崔致远作为知唐派大学者，在《儒释道》的诸多教诲中，选择了与韩国传统文化“风流道”，即新罗的“花郎道”精神相契合的地方，并加以推广。 花郎精神，是新罗真兴王时期就开始实行的类似贵族子弟夏令营的制度，是指那些翩翩少年聚集在一起，翻山越岭，一边练武，一边讨论道义，进行歌舞游戏，在长期的交往中找到可以创造的才能和可以利用的人。 崔致远在文章中强调了这种固有思想和信仰的开放与和谐，指出了这一民族传统与中国“儒释道”精神的一些相似之处，因此有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顺便说一下，釜山有一个叫“海云台”的有名的观光地。 和中国的北戴河很像。 这首诗的名字是一千多年前崔致远命名的，至今釜山海景最美的东柏岛上仍屹立着他的亲笔碑文。 “海云”也是崔致远之号。 儒学在朝鲜时代成为国教，历代国王都亲自参加孔子的“释奠大祭”，“礼法”和“义理”成为韩国社会的两大价值标准。
韩国著名学者玄相允在《朝鲜儒学史》年指出了儒学的三大功绩。 勤奋重教，倡导高尚的人伦道德，尊重清廉节制。 继现代社会之后也是如此。 看了电视剧《天空之城》的观众，应该已经感受到了韩国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吧。 因此，“勤学重教”被排在传统儒学影响现代社会的首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成玉博士写道，儒家文化与“风流道”的精神相结合，“韩流”应运而生。 我非常赞同。 以“仁”为基础，以歌舞等不拘小节的奔放情怀，在“义节”的重要认同中，尽情展示“礼”……这正是韩流文化形制多样、生命力持久的表现和内在、养分与能量
韩国文化的镜子
以上对韩国文化的历史基因考察表明，“风流”文化基因和对“义”情操的尊重，以及“恨”民族文化心理，形成了现代韩国精神的主流。 因此，无论是民间的日常情感表达，还是文艺作品的表达，刚性文化倾向都很明显。 他们推崇自由奔放、义正词严，敢于愤怒各种不公，同时民族认同感强。 这些民族精神和共鸣在韩国电影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因此，韩国电影感情强烈、现实感强、感染力和可视性深，被誉为韩国文化的一面镜子。 而韩国的性格和韩国美的历史如今正随着韩国电影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能具体感知和理解。
在戛纳电影节上，被公认为韩国第一部作品的0103010(2002 )是一部轻薄、具有强烈“风流”精神内核的电影。 该片讲述的是19世纪韩国著名画家张承业在乱世中别出心裁、历经惊涛骇浪，最终到达真实艺术境界的一生，关注的是他在历史繁杂的芜菁中野蛮生长、自成一体的韩国民族精神。 张承业“为画而生，为画而死”的纯洁性和猕狂，通过崔珈植的疯狂表演和林权泽唯美苍茫的画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即使越过屏幕，也会让观众感受到与中国和日本不同的火热另类东方美。
历史比照现实，民族认同向何处去、向何处去就显得更加生动具体。 《醉画仙》(2017 )是一部充满历史和哲学命题的影片，它将儒学精神在韩国电影中展现得最为充分和直接。 影片以1636年清军入侵朝鲜的“丙子叛乱”为背景，讲述了朝鲜国王仁祖在冰封的南汉山城被困47天中发生的故事。 是率群臣弃明投清，还是困兽犹斗为明陪葬？ 困境中，主战派和主和派展开了对“大义大仁”的历史激辩。 寒冷血腥的画面与坂本龙一的音乐十分契合，将这一幕幕幕的历史长河生动展现在现代观众面前。 大背景人物的故事，在导演的“内热外冷”处理下，气质宁静、气氛激烈，在历史中不断投射在现实的阴影中，凸显了话题的张力。 黄东赫导演原本就善于把握题材，前作《南汉山城》在我国的知名度很高，豆瓣打出了9.3分的高分。 通过这部电影，可以看到古代朝鲜和现代韩国对儒家思想和地缘政治的不断思考。 历史的价值观和现在的不安再次有意碰撞。
如果说《熔炉》是传统儒学精神中对“大义大仁”的思辨，那么《南汉山城》则是对“义节”的传统褒义。 这部电影是目前韩国票房历史上第一的电影，在2014年的暑期档中获得了超过韩国总人口1/3的1761万观众。 古装战争电影为什么会在现代产生如此大的声势？ 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李舜臣将军的代表性民族英雄形象，是对韩国民族千百年来“义节”精神的最典型诠释——精忠赤诚，进而是舍生取义。 当然，金汉明导演对《民族大义》的表达生动而丰富，从人物描写到水的表现，再到战争场面，都非常有看头。 特别是攻克了电影特效中最难表现的“水”，提高了电影的完成度。 再加上当时韩国政坛的混乱，让韩国观众“怨恨”，真心希望通过电影集体表达对民族大义历史偶像李舜臣将军的怀念。
历史创造了现在，现在又通过电影进入历史，巩固和更新传统。 对“义”和“身份”的追问，正是民族审美的根源和反思。 在这三部电影中，不仅可以看到韩国情操和民族美的具体体现，还可以以此为文本，分析其刚性文化的历史基因和“历史记忆点燃当下情感”现象背后的文化密码。 韩国人每年平均去电影院4.2次，保持着世界观众的最高记录。 从他们对电影的热爱和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认可(韩国历史票房前三名都是本土电影，前十名中只有三部好莱坞电影)可以看出。 另外，80%的韩国电影是原创的，在电影节上频繁获奖，显示出非常强的生命力。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看韩国电影是了解韩国文化最方便、最凝练的方式。 更有趣的是，风流的文化基因，凸显了韩民族娱乐的本能。 而深厚的儒学传统和悲怆的民族审美情感，拓展了电影表现的内在内涵。 这些历史因素加在一起，推动了韩国电影的国内票房，创造了享誉海外的现代奇迹。
历史赋予的民族记忆和身份，已经成为现代人血中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左右着我们的情感表达和审美。 像这样追求民族认同、探索大义、不忘风流韵事的韩国电影，在迎合韩国民族集体感情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重新审视当下、重新审视历史的契机。 纵观历史，通过现实，通过电影，我们领悟到了独特的韩国之美。 同时，我们通过了解邻居，更好地了解了自己。
《鸣梁海战》 (年03月19日版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