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袁隆平在实验室观察杂交稻苗。图片|中新社
当公元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东方文明古国的广阔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绿色革命”。这一革命的发动者满怀信心向世界宣称：中国人不仅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可以为解决世界的粮食问题做出贡献。几十年前，他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山村中等农业学校的教师，今天，他却实实在在成了一位举世瞩目的名人，他就是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磨难伴随着他的成长
袁隆平童年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日寇的铁蹄正践踏中国。他随着父母四处迁徙，先后辗转于北京、重庆、南京、武汉，逃难中饱尝艰辛，看到携家带口的人群，目睹横尸遍地的街巷，无数悲惨的景象冲击着他幼小的心灵，磨难和山河破碎的残酷现实使他或多或少懂得了旧中国苦难的原因，激发了他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志向。
1943年，袁隆平转学到博学中学。在那里学习、生活了4年，其间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吃的是杂粮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能打一次“牙祭”。但学习还是紧张而有规律的，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这无疑养成了他干事利索、遵守时间的作风。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袁隆平很喜欢毛主席的这句诗，无论是在湘辉农校，还是在海南的试验田，还是在研究所里，他都会泅渡沅水、搏击海浪，或者在泳池里一展身手。这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塑就了他百折不挠、勇于搏击的个性。
1948年，袁隆平随全家迁往南京，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附中学习。高中毕业，他面临着升大学的选择。父亲劝他报考南京的名牌大学，将来出人头地。袁隆平却另有打算。动荡流离的童年，形成了他强烈的爱国爱民之情，天性热爱自然的他立志学农报国。倔强的袁隆平最终说服了家人，1949年他顺利考入重庆湘辉农学院（西南农学院的前身）。
大学期间，袁隆平主修专业是遗传育种学，这一选择决定了袁隆平的人生轨迹，这一选择使他的人生丰富而具有传奇色彩，中国也因而出现了一位蜚声世界的科学家。
改变研究方向 搞水稻杂交
1953年，袁隆平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被分别配到偏远的湘西雪峰山麓德安江农校教书。他马不停蹄，由重庆顺长江而下，过三峡到武汉，转火车到长沙，再乘汽车翻越雪峰山，历时半个多月行程2000多公里，风尘仆仆地赶到唐朝诗人王昌龄诗赞的“醉别江楼橘柚香”的黔阳县，走进了安江农校的校园，开始了他长达19年的教学生涯。
袁隆平最早的研究对象是红薯。在当时的南方农村，水稻产量很低，素有“红薯半年粮”的说法，他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希望上面结籽，下面接薯，来提高红薯产量。果然，1958年，他嫁接的“月光红薯”获得了大丰收，其中最大的一篼“红薯王”达到了13.5公斤。在那个浮夸的年代，袁隆平着实放了“一颗卫星”。
可第二年，他将那些种子种下去，地下根本就长不出红薯。他还做了其他的一些试验，都没有获得成功。袁隆平开始感到迷茫，开始怀疑“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
2012年9月2日，82岁的袁隆平院士来到成都，到国家杂交水稻基地成都分中心视察。
在不断地学习中他接触到了西方的遗传学理论，意识到了传统遗传学的局限。在当时水稻产量很低，农民一年到头总吃不饱肚子，农民主要依靠红薯充饥，但红薯不经饿，吃多了还反胃。袁隆平自己对此也深有感受，“经常饭碗一丢，肚子就饿了，我现在脚是扭肿了，那时没有扭也肿”。
袁隆平作為一个农学系毕业的学生，感到有责任用自己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
万事开头难，摆在袁隆平面前的是一片空白，他孤军一人前行了。校外有一块试验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袁隆平从这里起步，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每天课余时间，他都来到这里，一转就是几个小时，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的小屋。
1960年，盛夏的一天。像往常一样袁隆平下课后，挽起裤腿，来到稻田仔细察看起来。突然，他发现了“新大陆”：一株植株高大、颗粒饱满的水稻。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做好标记。第二年他把收获的种子种下去，结果长出的水稻，高的高，矮的矮 ，袁隆平大失所望。失望之余，突然来了灵感——“如果它是纯种的话，它不会分离，我推测它是一个天然杂交稻”。这就坚定了袁隆平搞杂交水稻的信心。
从1968年起，当寒风逐渐南下，席卷洞庭湖的时候，袁隆平就和助手尹华奇、李必湖像候鸟一样到南国去了，到海南三亚，不是去避寒，而是去开展艰难的工作。天涯海角如画的风光，湛蓝的大海，高温多雨的热带气候，四季常绿的热带作物是水稻育种的理想环境。
一年之后的一个夏天旱稻正在扬花吐穗，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泥水， 手持放大镜，在“万绿丛中，寻它（水稻雄性不育株）千百度”，终于发现了3株水稻雄性不育株。
1965年，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这是他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他出手不凡，直击禁区，一石击起千层浪。当然，更多的是嘲笑之声。
在一片鼓噪声中，袁隆平的事业开始起步。这时暴风雨来了。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屡遭冲击又转危为安
在这场“深刻的革命”中袁隆平自然不能幸免于难，罪证有二：一是“出身问题”，二是“现行问题”。
文攻开始了。校园里攻击袁隆平的大字报不下100张，“宣扬资产阶级学说”“自由散漫，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武斗又来了，“革命小将橫刀立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瓶瓶罐罐彻底砸烂，多亏学生帮忙藏了几盆。作为首当其冲的“牛鬼蛇神”，造反派早已在“牛棚”中腾出地方为袁隆平搭铺。
对此袁隆平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工作组长来了，结果出人意料。“‘牛棚’你就不要去了，继续搞你的杂交水稻试验，争取在试验中改造好自己，为人民立功。”袁隆平受宠若惊又百思不得其解。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动乱冲击了各个领域，杂交水稻研究也遭到批判。袁隆平的试验钵被砸碎，他试验田里的全部秧苗被拔掉，扔到井里，3天后袁隆平才从井里找到了漂浮着的5根秧苗。面对这样的打击，袁隆平坚定地说：“我搞科研为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要我放弃杂交水稻的研究绝对办不到！”袁隆平带领杂交水稻科研小组顶住干扰，锲而不舍地进行试验工作。
1969年，校“革委会”下令调袁隆平到湖南溆浦煤矿当工人，两个月后袁隆平又奇迹般地出山了，他被调往湖南省农科院，担任杂交水稻研究的业务主持。不育稻种几经洗劫，但又绝处逢生，袁隆平屡遭冲击却又转危为安，才有杂交水稻问世的鸿运。
多年后才真相大白。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后，原国家科委九局的赵石英局长立即发现了其中蕴藏的价值，立即上报科委党组，党组书记聂荣臻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就是赵石英的慧眼和那特殊时期的支持，消除了袁隆平心壁的寒冰，使他在政治漩涡中得以保全。
从1968年起，当寒风逐渐南下，席卷洞庭湖的时候，袁隆平就和助手尹华奇、李必湖像候鸟一样到南国去了，到海南三亚，不是去避寒，而是去开展艰难的工作。天涯海角如画的风光，湛蓝的大海，高温多雨的热带气候，四季常绿的热带作物是水稻育种的理想环境。
春长沙，秋南宁，冬海南，南北辗转，一年三地，在南开北往的火车、轮船、飞机上浸种，甚至把珍贵的种子绑在腰上，利用体温催芽。袁隆平的身体也从130多斤跌到100多斤，10个春节是在海南度过的，孩子出生时，他不在身边，父亲病故时，他也不在身边。
从1964年开始到1970年，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了整整6年，2190个日日夜夜，先后用了1000多个水稻品种，做了3000多个试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艰苦的试验伴随着质疑和嘲讽，这时的袁隆平已经步入不惑之年。
那是1971年11月23日一个晴朗的日子。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的天然野生稻，袁隆平、李必湖、冯克珊3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袁隆平当即把它命名为“野败”。1971年，袁隆平把“野败”材料无私地贡献出来进而组织进行全国性攻关，以袁隆平为代表的黔阳农校科研组把“野败”植株和其他不育材料分发给13个省市的20多个单位，进一步开展以“野败”为主要材料的“三系”配套攻关会战，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奏响了南繁凯歌。
1974年，湖南开始试种杂交水稻，亩产超过650公斤。
1975年，试种面积达到5600亩。
1976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扩大到208万多亩，全部增产20%以上。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我国可以豪迈地宣布：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粮食问题。
◎ 来源|综合CCTV、新华社
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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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63年的杂交水稻研究之路，我深深感到，正是党的阳光雨露养育了杂交水稻这朵奇葩，使我们在挑战「世界饥饿」的历程中，有勇气坚持不断探索，有条件克服重重困难，使这道世界难题首先被我们中国人攻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