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每人准备一本《新华字典》，检查一下字。 回家告诉妈妈，她不买钱，说家里有词典，又买浪费。 家里确实有词典，但是叫《新华字典》，而不是《学生字典》。 叔叔家的哥哥姐姐用了之后好像拿到我家了。
老师留下最多的作业是查生字——，抄写生字的读音、字义和词典的页码。 第二天上课，老师一听到某个字，同学们都踊跃举手，被叫的学生站起来大声说这个字的读音、字义、页码。 我本来就很喜欢回答问题，这时，我极力把身体伏在桌子上，低着头，害怕老师看到我。 偏偏我的障眼法不灵，老师点了我的名字，勉强站了起来。 字读得没错，但是页码和别人完全不一样，字的解释有点不一样，同学们哈哈大笑，我尴尬得站在极地……现在想起来，要是那时我坦然坐直，或者装成竹子但是，孩子怎么会有那样的城府呢？ 如果有的话，我想会变成更可怕的事情。
当时大多数家庭都不宽裕，我家也不例外。 特别是妈妈，生活很有礼貌，一分钱都不浪费，一分钱一本的词典，也是她想象不到的。
到了1980年，生活略有改善，家里有了第一个《新华字典》。 价格是1.10元。 当时，妹妹买词典，她又哭又闹，非常追求。 妈妈拗不过她，而且价格也比以前便宜一点，所以就买了。 这本词典现在还在使用，放在职场的抽屉里。 词典的书脊，还有封面、封底都掉了，中间也有掉了一页的地方。 每次用完的时候，都会把散落的纸整齐地每页摆放好，夹在里面。
前几天，同事借了这本词典来使用。 看着她打开词典，摊平在桌子上，书脊的缝隙裂开得更大，我心疼了。 犹豫了一会儿，我终于告诉了她。 这本词典老了，不能这么平展……她奇怪地看着我，让我的脸颊越来越微笑。
参加工作后，我自己赚钱，为了好用，又买了《新华字典》放在家里。 那个时候的价格是7.50元。
女儿小学毕业后给你买了《新华字典》。 价格是11.0元。 翻开硬质封面，她在第一页就模仿我的样子，工人们用宋体仿写着“王天依四(二)班”。 我仔细看了很久，宋体的写法虽然不标准，但可以感受到她的认真。
请想起阿城的小说《孩子王》中也有词典的故事。
在乡下偏僻的山村学校，全校只有小陈(一位老教师)有词典。 此后，一位知青被破格提拔为初中三年级的老师。 他带来了词典，是从另一个女知青那里得到的。
初中三年级的王福，一直想要词典。 因此，他的哑巴父亲多次代县中央的人去买，但全县都不卖词典。 后来，他跟老师打赌，老师的字典——王福和哑巴爸爸冒着山里的云雾和潮湿，折腾了一夜，砍了二百三十根长竹。 这是全班第二天的劳动任务。 老师感动地送了他一本词典，但王福最终没有接受，他觉得自己赢得了牵强附会。 后来，他决定抄写一本词典，五万字，每天100，500天。
老师终于因不按常规上课而被免职，临走时把词典留给了王福。
《孩子王》写了1976年的故事。 和我小学三年级的时间段差不多。 字典是最常用的工具，但在那些年月里，它是很多孩子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1987年，小说《孩子王》改编为同名电影，由陈凯歌执导，1988年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特别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美术奖。 同年获得第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教育贡献奖比利时1988年电影探索审查活动探索电影奖。
我从没看过这部电影。 我不知道那个故事和小说是否不一样，也不知道王福抄字典的事有没有在电影里。
说起抄写词典，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一个暑假，老师要我们每天按照字典里的“查字表”抄写认识的字，统计一下自己认识多少字。 这是一件无聊的事，也受不了炎热，所以我几天没抄就不干了。 入学后，我问了同学，大家一致说没抄完。
1995年，我的同事付丽芳被调到另一个单位工作。 她知道我平时喜欢看书，临别时把大部分的《现代汉语词典》都给了我。 我很珍惜这本词典。 它一直放在我桌上，几乎每天我都用。
姐姐到了新单位后，和她的交往越来越少了，但每次用这本词典我都记得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