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余华收到了意外的好消息，著名导演张艺谋找到了他，希望将其长篇小说《活着》改编为电影。当时的余华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够引起如此高额的改编费用——2万元5千块，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对比之下，余华的好友苏童的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费只有4000元，甚至让苏童感到开心的合不拢嘴，大呼敲了张艺谋一笔。“抠门儿”的张艺谋也同样有些意外，他居然将两万五的改编费放在了余华面前。
当时的余华还只是一个为杂志写稿子的普通人，兢兢业业地写作，却只能拿到400元稿费。他和妻子蜗居在北京的一个9平米出租房内，每天在这个小空间里拼命创作。因此，面对张艺谋出价的同时，余华也感到了震惊和不可思议。
但总的来说，余华知道，将自己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不但能够延伸作品的经济效益，还能让自己的书卖得更好。余华表示：“反正再怎么改，这本小说也不会再多一个字或者再少一个字，又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延伸，为啥不干呢。”最终，两人达成了合作关系。
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里，张艺谋的副导演王斌提出希望为了方便写剧本，余华能够多加一些字数，改编费用的事情可以再商量一下。当时的余华感到非常气愤，甚至对着王斌大发雷霆，将其赶出了房间。但是，不久之后，余华接到了王斌打来的电话。王斌告诉他，张艺谋的意思是提高改编费用，增加他的作品字数，将改编费增加到了5万元。余华感到非常惊讶，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会主动增加改编费用的导演。
最终，余华遵照张艺谋的要求，将《活着》的字数从原本的六七千字增加到了十几万字。他增加了很多精彩的情节，使得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成为了一部精彩绝伦的影片，并且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无数的奖项。
余华在《活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正是由于这样的理念，余华的作品《活着》成为了一部经典之作，并在进一步拓展的多个领域中取得成功，获得了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并在国内外畅销，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出版。余华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最赚钱的作家之一，版税高达1550万元。
总之，张艺谋和余华之间的合作关系彰显了两位大师的聪明才智与务实精神。余华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让他获得了金字塔般的成功，也彰显了中国电影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余华创作的主题也一直延续于他的作品中，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能够让人们思考和反思生命的意义。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曾是富家子弟，有数不清的家产，但年轻时沉溺于纷繁芜杂的生活。尽管妻子家珍深爱他，他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最终被人设下圈套，输掉了家中的数百亩良田，也让父亲气愤而亡。随着时间的推移，福贵的波澜壮阔的悲惨人生正进入最黑暗的时刻。
尽管家产荡然无存，家珍仍然不离不弃，福贵下定决心改变自己，从一个挥霍无度的阔少爷成为了一个只为活着而活着的平凡人。命运不幸地对他开了个玩笑，他所爱和关心的人都被夺去了，生命中唯一能照亮他的是一头老牛和阳光下的回忆。
余华的冷酷笔调让我们一步步地目睹福贵的荒谬、破碎和险境，在绝望中寄托着希望。在这个故事中，随着富贵的亲人逝去，生命中珍贵的温情被一次次死亡撕碎，最后，只剩下老福贵和他的老牛在阳光下回忆曾经的种种。
第一次阅读这本书，我看着福贵在被命运无情摧残的情况下变得那样沉默、坚韧而思考：他如何能够像现在这样平静地述说这一切？直到读书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了他的答案：“在我们中国语言中，‘活着’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于冲突与进攻，而是来自于‘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带来的幸福、痛苦、无聊、庸俗。”
《活着》这本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肯定有它作为杰出文学作品的特质。它传达了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人生道理，也传递给我们最朴实有用的生存态度。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能够被出版、被改编成电影，并持续几十年热度的原因。
人生在世总要有一个冲劲，苦难来了，不管多苦多难，走过去。只要你没倒下，只要你还活着，回头望去曾经的苦难，成长一定是你最大的收获。
当一个人经历活着的种种磨难之后，还能乐观的活下去，那么他就是一名不平凡的英雄！看见了福贵饱经沧桑而坚强存活的画面，你都找不到不好好活着的理由。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这本《活着》，你一定也能从书中汲取到对生活的全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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