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改臆说:“故事新编远离古人生活,老观众们宁肯看传统戏”

(上)

讲到戏改,无非是两条路:其一是改造旧戏,将原来卖座的、有群众影响的戏,改掉其落后、色情或与时代意识不符合的情节,如《武松杀嫂》,人们认为全部责任加之于潘金莲很不公道,欧阳予倩将它改为诿过于西门庆与王婆,而潘金莲则是自杀毙命的云云。

这样改了则女权观念方面似乎更近代化,有点维新味道了。将杨延辉改成白鼻子小丑之类的重作人物评价,虽正反不同,命意也属此类,不过后者只是在脸谱等化装艺术上略作枝节的改动而已。

其二是编新戏。这里头又分两类,一曰故事新编,如仍以潘金莲故事为例,则前两年在川剧舞台上走红过的所谓“荒诞剧”《潘金莲》,嫌欧阳予倩的改法不过瘾,干脆重起炉灶,把贾宝玉和潘金莲拉在一道一锅煮,赋以现代意识。其实这也谈不上什么“荒诞派”戏剧,只是新式的游戏文章。清代人蒲松龄的俚曲里就有一出叫做《丑俊巴》的,写潘金莲和猪八戒谈恋爱,如要说“荒诞剧”,则蒲松龄岂非开了同一题材的风气之先?二日采时事编戏,如“文革”期间江青经营的“样板戏”便是。历来戏改,尽管花样繁多,盖不出此两途云尔。

  • 欧阳予倩周信芳之《潘金莲》

    故事新编向称历史剧,如征诸西方,则自希腊悲剧乃至莎土比亚的系列英国史剧均是。但窃以为历史剧非大手笔如莎翁,大抵不易办。郭沫若的《蔡文姬》,内容、语言、人物活动,大都古今糅杂,大抵只能算故事新编,其目的也只在借古讽今。远不及鲁迅写历史小说之自称为《故事新编》切实而明智。

    “文革”掀起轩然大波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孟超的《谢瑶环》之类,也大抵如此。远离古人生活,不在那个时代空气里呼吸的今人,要写历史剧写得像样是戛戛乎难矣哉的。即使写得像个模样,不曾呼吸过古代空气的今日的演员也很难措手,因为一举手、一投足、一开口都不是那么回事;至于制度、礼俗、风习、衣饰、道具之类也常出现古今拉郎配,就更不在话下。

  • 杜近芳之《谢瑶环》

    比起来还是写现代题材的新戏容易些,至少今人演今事,生活思想情趣相通这点是占有优势的。但也并不轻松,要将现代人的行动语言纳入传统戏的唱词、道白、音乐、程式、招势里,总令人有点别扭。

    然而,这无法可想,只好慢慢让观众习惯。如不习惯,就趣味索然,这大概也是戏改不能讨好的原因,老观众们宁肯看传统戏。老人批批地谢去,戏剧观众于是日渐零落,戏剧危机其在此乎?

    (下)

    写戏剧史和谈京剧掌故的人,都盛称清末民初的名伶汪笑侬,此人颇有维新头脑,痛恨当时清政府的卖国割地而编演《哭祖庙》等新戏,以阿斗太子的投降影射清朝,表彰刘禅儿子刘谌坚不投降,哭庙自杀而激励爱国精神,这是历史故事的新编;他也编当代戏,如将同时人吴趼人的小说《九命奇冤》改编为反对风水迷信的时装社会剧,当时都是轰动上海滩的。日伪统治时期周信芳编演的《明末遗恨》等戏,以借古讽今来抒发民族哀思,可说是汪笑侬的遗绪。

    同一时期则有在延安新编的《三打祝家庄》,这出新水浒戏是用以宣扬反封建农民起义的,曾被视为成功之作,受到过表扬。

    但戏改和新编历史故事为戏,也不是汪笑侬的独得之秘,更非从他始。清末慈禧太后爱看京戏消遺,就有人凑过趣儿。如现在不少剧团还在搬演的《法门寺》,就是迎合她老人家心意的,所以戏里主持公道、审明冤案的是“太后老佛爷”。

  • 侯喜瑞之《法门寺》

    西太后宠信太监安德海和李莲英,因此《法门寺》里太后老佛爷身边的太监刘瑾,也官拜九千岁,是正面人物;其实此人在历史上是个大坏蛋,后来以谋叛处死。戏里把他写成好人,显然是为了巴结老佛爷,把她说成有知人之明,身边都是好人;而小安子、小李子辈,看了也心里舒服这才能皆大欢喜,满堂喝采。

    《四郎探母》里的萧太后,也是很通人情的老佛爷,所以剧情后来以“南北和”作结,看来也有歌颂慈禧的用意。

  • 尚小云、吴素秋之《四郎探母》

    搬演时事的戏在清末也已盛行,有名的是污蔑太平天国革命的全武行戏《铁公鸡》。这出戏抗日战争前还常演,大概解放后才规定禁止。估计此戏搬上舞台很早,可能在太平军尚未平定时就已编演,所以剧中清王朝的主帅不是曾剃头,而是江南大营的向荣。

    这是一出热闹非凡的武打骨子戏,舞台上连连跳毛翻跟斗,从头打到底;还有硫磺焰硝放火表示向大人给火烧。结局则采取《火攻连营寨》中的刘备遇救式,向大人也被马夫张嘉祥从火中救出危而复安,转败为胜。目的当然是鼓舞观众,即大清臣民,坚定其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效忠的信心,着实是“为政治服务”的。不过戏里“长毛军”将领的武艺也很高强,似乎比把敌人一律写成脓包的“三突出”的样板戏还要多点说服力。

    (《杂侃杂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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