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朱铁志离开我们已经7年了。这些年，铁志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每次想起，都是那么亲切可感。
我和铁志的交往，始自1991年7月，到他2016年6月25日离世，整整25年。
1991年7月1日，我到沙滩大院报到，入职求是杂志社文教部，铁志成为我的同事和老兄。此时，铁志已入社9年。他是北大哲学系78级，一毕业就分配到当时的《红旗》杂志。《红旗》1988年改《求是》后，铁志从干部理论教育编辑室调到文教部。
那年，铁志31岁，尚未有行政职务，可不久我就强烈地感受到，他处事成熟稳健，古道热肠，亲和力强，在青年同事中很有威望。大家谁有心事难事，都愿向他倾吐，他也乐于相助。
我到文教部前，文教部的人员按照年龄比例，是“三老”“三中”和“三少”。“三少”以铁志为老大。我比“三少”年龄还小，因为是部门唯一的硕士生，铁志就经常对外称呼我是“文教部年龄最小、学历最高的人”。他以戏谑的方式将我往人前推，是想让我尽快被社里人接纳。他的真诚友善，不着痕迹，却让人如沐春风。
从1991年到1998年铁志调去办公室任副主任兼调研处处长，我和铁志在文教部共事了7年。铁志调离文教部不久，文教部改名为文化编辑部。后来又从中分离出科教编辑部，我跟了过去。2001年10月，铁志担任求是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进入领导班子。绝不像有些人那样，“人一阔脸就变”，铁志走上领导岗位后，一如既往待人真诚，毫无架子。社里很多年轻人依然把他视作兄长，有问题就向他请教，有事情就向他求助。
从任编委到副总编辑，直至去世，铁志一口气分管科教部15年。相识25年，其中22年我俩的工作半径都相互交融，这在求是并不多见。老天给了我和铁志一段不解之缘。
刚入社时，单位把我和另一个新来的研究生分在小灰楼一间8平方米的宿舍。我去看了一下，房间内放上两张床、两张桌子，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当时，室友28岁，我25岁，我们都正谈着女朋友。这么小的宿舍两个人住，太勉为其难了！还好我是一个人一间办公室，而室友则和一位女同志同一间办公室。我的部门领导鉴于这种情况，默许我晚上住在办公室。可刚住几天，保卫处长就登门了，说单位规定不让住办公室，让我回宿舍住。
铁志获悉了这件事，很为我们两人抱不平，直言这样的安排不合理，因为先前分来的大学生，不论本科还是研究生，都是一人一间宿舍。铁志鼓励我，不用顾虑太多，尽管住办公室。看我屋里连个烧开水的物件都没有，他转身就找了一只电水壶给了我。
30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鲜活如昨，历历在目。
1999年，我参加社里的高级职称评定，不想却惹来一些麻烦。
评审结束的次日下午，我和铁志在楼道相遇。他径直把我拉到一边，语带不满地对我说：“这次职称评审会，怎么能这样待你？真不该那样说一个年轻人！你不必在意。”此时铁志正任总编室副主任，与我不在同一个部门了。没有“同门”相护的背景，他说这么贴心的话，完全出于公道，出于兄长般的爱护。
原来，在会上讨论我副编审资格的时候，争论异常激烈。有位社领导兼评委针对我这么个年轻小编辑，说了一些过激的话。具体讲了些什么，后来我也没兴趣再去打听。因为，铁志那番话传递出了明确的立场，能得到他的支持，我认为即便评不上也不足为憾了。
不能不说的是，铁志当时正受单位重用，前途光明，而铁志不为高位者讳，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作评判，这让我在感激之余，更心生钦佩。
铁志光明磊落，处事圆润得体，在一些大场合也同样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2015年初夏，铁志带团前往英国学习考察。有一天，与英国一家著名智库的两个负责人交流，其中一位身份显赫，曾任保守党主席、影子内阁首相。会谈中，对方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很是傲慢偏激。团中有人听不下去，就站出来提了几个问题，结果难住了他们，搞得他们又狼狈又恼火，一时气氛有点紧张。作为团长的铁志以他一贯的冷静和幽默，三言两语，巧妙地化解了对方的尴尬，缓和了氛围。结束时，铁志诚恳感谢对方的接待，并欢迎他们来中国参观访问。不料，对方又蹦出一句带有明显挑衅意味的话：全世界就你们中国最好，很快就要统治世界，全世界将来都要到中国朝拜了。铁志马上笑着回应：中国不想称霸世界，而是愿意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平等合作，友好往来，共同发展。对方被铁志的大度、机智搞得有点窘迫，摊开双手，耸耸肩，自嘲地笑了，在座所有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铁志离世的这些年，回忆他的文章不时出现，他的多部杂文集一直深受推崇，特别是他那篇写于2007年的《如果我死》一文，更是在舆论场上广为流传，一次次掀起转载热潮。在思念他的人和喜爱他作品的读者心中，铁志并未走远。
作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求是》杂志编审，先后担任科教编辑部主任、影视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