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色,戒》中的易太太是个符号化的小角色,功利、肤浅、虚荣而又带有妒和悍的色彩。电影《色,戒》对小说中的易太太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重塑,通过填充、增加故事细节及影后陈冲的老道演绎,易太太形象变得立体丰满,不仅保留了小说中功利、虚荣的性格底色,更有潜在的精明沉稳,同时也增添几许无奈。本文从女性的社会文化处境入手,全面解析电影《色,戒》中的易太太形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已经充满了现代文明的气息,“在中国最能窥略工业文明发展端倪的全国只有一个上海,30年代的上海,现代文明显然已达到国际标准(较同时代的东京尤甚)”[1]。《色,戒》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上海日伪沦陷区,李安在电影中运用各种镜头语言表达了他对40年代日据时期上海的现代都市想象,极为贴合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引用的伍湘畹对老上海的评价:“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带着表面的浮华和深深的腐败;一个资本主义式的社会,极度的奢华与极度的贫乏并存共生;一个半殖民地,一小撮外国帝国主义分子践踏着中国的普通百姓;一个混乱的地方,枪统治着拳头;一个巨大的染缸,乡村来的新移民迅速地被金钱、权势和肉欲所败坏。简言之,这个‘老上海’是一个带着世纪末情调的都市。”[2]在“上海‘沦陷’时期,国家主权完全丧失,‘上海’社会醉生梦死,畸形地最后地疯狂”[3]。电影《色,戒》中的易先生和以易太太为代表的汪政权太太们便是都市文化影响下“颓废”的“上海人”的代表。但与易先生带有政治和肉欲色彩的“颓废”不同,易太太的“颓废”趋于物质化、世俗化,更加贴近当时上海的市民生活。恪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信条的易太太跟随丈夫成了忍辱偷生的卖国贼,表面上却是都市里带有摩登意味的奢靡官太太。虽然中年已至,但她戴墨镜、抽雪茄、着流行旗装、喜欢光头十足的流行珠宝,醉心于“表面的光彩”,倾情于物质享受,用对物的消费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此外,打麻将消遣攀比,选菜馆请客吃饭是易太太生活的主旋律,也是其生活的乐趣所在。任凭外面的时局覆雨翻云,任凭外面的百姓煎熬在水深火热中,易太太依旧锦衣玉食、打牌斗法、看戏听曲,纵情地“今朝有酒今朝醉”,鸣奏着沾染世纪末色彩的颓靡狂欢曲。李安通过对易太太为代表的汪政权女人的观照,剖析了上海市民的物质欲望和享乐生活,展现出上海世俗化的一面。还通过公馆内外对比镜头的剪接——公馆内的纸醉金迷与大街上难民的食不果腹,揭示出沦陷区上海市民生活的巨大差异,表达了自己的批判倾向。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4]女人作为“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着”[5]。在旧中国,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和传统性别观念的塑造,女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其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也被限定在了极为狭窄的境地,长期局限于“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践行着满足丈夫的性要求、生养孩子、料理家务等传统使命。虽然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女性角色的现代变迁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动力,但是儒家思想浸染下的社会性别意识作为文化心理积淀仍然左右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它要求女性被动、克制、服从。对于易太太而言,“婚姻是她得到供养的唯一方式”[6],男权社会的文化观念和角色定位也决定了她依附性的处境和隐忍压抑的命运。作为易先生的原配妻子,易太太不仅年老色衰,丧失了性的吸引力,而且婚后无子,但依然固守着“易太太”一职,与暗地里好色成性的易先生做着外人眼中融洽和谐的好夫妻,并在人前显示着女主人的气派与尊严。
作为旧式婚姻中成长起来的“妻子”,身居都市的易太太虽在物质生活上力求“与时俱进”,但在文化性格方面还保留着诸多传统因素。她关心丈夫的饮食和身体状况,心系丈夫安危,对丈夫“从一而终”,不同于马太太等年轻官太太们的放纵;她克制隐忍,面对着丈夫在牌桌上明目张胆地给王佳芝喂牌,她心知肚明地觑了丈夫一眼,压抑心中的醋意与怒气,镇定地对王佳芝说着“你今天牌倒很好”,而旁边的朱太太则不顾身份,气急败坏地放倒了易先生的牌;她大度纵容,对丈夫的“偷吃”装聋作哑,甚至主动安排王佳芝入住家中,有意无意地为王易二人的偷情制造机会;她温驯服从,当“出事”后的丈夫黯然回家后,她焦急担忧地上楼询问,结果只听到丈夫冷漠的敷衍与命令:“什么都别说,有人问起就说麦太太有急事回香港了”,“你先下去,继续玩牌”,而她则知趣地不敢再多说一句,痛苦转身的背影充分体现出女性在父权制霸权下的压抑与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