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大师米兰·昆德拉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享誉全球，并且被好莱坞翻拍为《布拉格的春天》，为丹尼尔戴路易斯和茱丽叶毕诺许留下经典演出。然而为何在该片之后，昆德拉却决定绝不再让他的书被拍成电影？在本届文学阅影展开卖即秒杀的开幕片《米兰·昆德拉：从玩笑到无谓的盛宴》中，试图为这个世纪谜团提供解答。
米兰·昆德拉以《玩笑》、《生活在他方》、《赋别曲》、《笑忘书》等作品奠定文坛地位，但一直到1984年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拍成电影《布拉格的春天》，才让他真正红遍全球。事实上，该片制片索尔萨恩兹原本想找与昆德拉熟识的捷克斯洛伐克同胞《飞越杜鹃窝》导演米洛斯福曼执导，但因福曼当时家人都还在捷克斯洛伐克，为顾虑家人而不便执导，才由美国导演菲利浦考夫曼接下重任。
米兰·昆德拉是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新浪潮电影背后的重要推手之一，也曾亲自将他的小说处女作《玩笑》改编为电影剧本，为何后来却对他的小说拍成电影如此抗拒？《布拉格的春天》编剧尚克洛德卡里耶尔回忆，当时他与昆德拉花了数月时间讨论修改法文剧本，昆德拉还特别多加了几句原著中没有的台词。但后来剧本被片厂改成英文版拍摄时，却并没有与昆德拉讨论。昆德拉的友人透露，他看了电影后感到错愕失望，不仅不喜欢电影，更由于他之所以闻名于世竟然是因为书被拍成电影，而觉得当初不该这么做，下定决心绝不再让人将他的书改编成电影。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李维则表示：「昆德拉的小说艺术就是在告诉我们，所有人物都是动态的，他们总是不断在改变，随着每次阅读，他们都不一样，他们是昆德拉的哲学假设。可是小说拍成电影，假设却因为一张脸而变成确定，某个伟大的男演员或女演员的脸，把自己的特征借给了这个假设。」观众从此记得的都是丹尼尔戴路易斯和茱丽叶毕诺许，他们以他们的明星脸庞取代了书中的托马斯与特丽莎。
昆德拉在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红遍全球后，更因外界对他的作品过度政治化的解读感到不耐，认为自己明明写的是爱情故事，却只被标签为反共异义作家。「如果我写了一个爱情故事，里面有三行提到史达林，人们就会只讨论那三行而忘了其他部分，或是在其他部分里寻找政治的暗示，把其他部分都只当成是政治的隐喻。」
昆德拉其实早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的25年之前，就已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但当年他却还没准备好，结果完全搞砸了，只留下了两个主角特丽莎与托马斯，以及一个重要的场景：托马斯独自看着窗外，对自己说出德国谚语Einmal ist keinmal.（一次算不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只能活一次，就像是完全不曾活过。）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永远无法验证哪个决定才是对的，无法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真的爱一个人，还是那只是爱的幻觉。这个哲学命题就这样在他脑中缠绕了25年。
昆德拉表示，对他来说，角色所代表的主题比角色更早出现，一个角色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他用来探索某个主题。例如特丽莎，是一个对她自己的身体感到尴尬的女子。他利用这个角色来提问「什么是身体？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身体？」而托马斯在书中根本没有任何描述，读者可以把托马斯想像成任何样子，他不必花费篇幅描述托马斯，因为托马斯这个角色根本就与任何外在细节无关，托马斯只是用来承载他主要探讨的存在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