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纪录片《三十二》的导演郭柯找到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韦绍兰老人，希望能从这位老人身上了解到更多关于“那个年代”的故事。郭柯导演后来说道：在去见韦绍兰之前我们做了大量心理建设，但在见到韦绍兰的那一瞬间，我们还是被震撼到了，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用文字去描述它。
听着老人讲起“那些经历”，曾一度十分纠结,想完完整整地将这段“历史”展现出现，却又怕再一次揭开老人心中那道好不容易“愈合”的伤疤。
但韦绍兰却如往常一样，忙忙碌碌地生活着。那段难以言说的历史在她身上刻画下的每一笔每一刀，她都不曾忘记。只是选择了与这段历史“和解”。
1920年7月27日出生于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自幼饱受父母的疼爱，即便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她也未曾为生计发愁过。长大后听从父母的意愿嫁了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婚后的日子里，虽然不富裕，但丈夫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婚后不久韦绍兰就怀孕了，此后丈夫连家务都不让她做了，只一心一意地养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1944年女儿来到世界，但不幸也随之而来。
1944年，日军对村庄进行扫荡，见到男子就杀，见到女子就抢，不分老弱病残。他们在荔浦县建立了“慰安所”，而这次的扫荡，韦绍兰连同她年幼的女儿一起被日军抢走，被关押在“慰安所”里，看到那些一起被抢来的女子遭遇的一切，感到了深深的绝望。但看着女儿稚嫩的脸庞，还是坚定了逃走的信念。
就这样在被日军“抢走”后的第三个月，终于逃回家，她以为会得到丈夫的关怀。却没想到丈夫见到她第一句话却是：“你回来了？你还晓得回来呀”！没有关怀，没有询问，有的只是冰冷冷的一句责问。这让好不容易逃回来的韦绍兰感到绝望，她没有想到九死一生逃回来面对的却是这些人。
在“慰安所”未曾掉一滴眼泪的韦绍兰在这一刻终于绷不住了，嚎啕大哭，是婆婆将她从深渊里一点一点地拉了回来。但没过多久，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毫无疑问这个孩子是“仇人”的，好不容易家人同意她将这个孩子生下来，但很不幸那个陪着她从“慰安所”跑出来的女儿却因病去世。
面对村人的指指点点，丈夫的冷言冷语，这一切的一切把彻底将这个饱受苦难的女人压垮了。她从家中找到了一瓶旧瓶装的农药，一饮而尽，也许老天想她亲耳听到，来自日军的一句道歉。她被救了回来。但她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这时婆婆来到她的身边，对她说：“死什么，留着命看着那些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此后的韦绍兰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几个月之后这个孩子降临人世，取名：罗善学。
因为身上流淌着日本人的血液，从出生就饱受同龄人的“欺辱”，甚至一母同胞的弟弟都曾叫嚣着要雇人来将他活活砍死，父亲漠视他的存在，母亲在亲眼目睹他受到的种种谩骂，曾一度后悔将他带到这个世界。而罗善学曾不止一次对母亲哭诉：“为什么要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面对儿子的诘问，韦绍兰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儿子的问题。
儿子长大后想弥补对儿子的亏欠，四处托人为儿子说媒，但一听说罗善学有日本血统，没有一个是愿意的。就这样前前后后说媒六次，没有一次成功。渐渐地韦绍兰和罗善学也放弃了。而在彼此的陪伴里，韦绍兰也从一开始看儿子的目光是愤怒、厌恶到麻木、无奈。罗善学终其一生未娶妻，曾说：如果有一天就剩自己，就自杀。
郭柯导演的纪录片《三十二》上演后，引发了国内外剧烈的讨论。而韦绍兰是目前唯一公布自己的儿子是中日混血，是指证当年日军犯下累累罪行的最直接的证人。面对这一铁证，日方承认了曾经韦绍兰受到的侵害。但表示个人是不能起诉政府的，等韦绍兰好不容易联合其他“慰安所”的受害人，在国际援助组织的帮助下成功起诉日本政府时，换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推诿。
2019年，韦绍兰离开了人世，走完了坎坷的一生，但最终没有等到一个“道歉”。代表曾经遭遇“这些苦难的女性”的灯盏，在一盏一盏地熄灭。每一盏灯的熄灭就代表一位那场苦难亲历者的离世。而曾说过，母亲离去后就自杀的罗善学也在母亲的关怀下放弃自杀的念头，选择好好地活下去。
那段历史每一位华夏儿女都不曾忘记，虽然现在的我们生逢盛世，国家强盛。但谁能给那些苦难亲历者一个“道歉”，在他们有限的生命里还能不能等到这一句：“对不起”。今天的繁华是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他们去原谅那些在这九百九十万公里的神州大地上犯下累累罪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