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金马奖的纪录片《大同》，最后的空镜头瞄准未完工的古城墙工程，远处则是一批修建中的摩天高楼。两相比对，我们或许更能理解资本逻辑之下中国城市的发展之殇
达达先生
第52届台湾金马奖的看点，除了《聂隐娘》这部艺术水准极高的电影大获全胜，还有一部叫作《大同》的影片，它默默地擒获了最佳纪录片奖。但一如既往，很多媒体和大多数观众都忽略了它。这的确是一部不容漠视的作品，其内容的深刻和思考的力度，在当下中国显得相当难得。导演周浩曾经是记者，投身纪录片事业之后，常常能够敏锐地道出许多社会问题，如今这部《大同》，将视角放在了中部城市，山西大同。
山西，这个曾经的煤炭资源大省，如今面临着环保与资源匮竭的双重问题。城市曾经在一片挖掘中飞速发展，但当资源挖尽，剩下的却只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只能无奈地面对转型的阵痛。这样的山西显然蕴含了大量可以被影像化表达的素材，贾樟柯的山西情结自不用说，这部《大同》从大同这座城市切入，瞄准的却不仅仅是都市发展的问题。
《大同》原来的名字叫作《中国市长》，从一个充满了政治隐喻色彩的名字改为《大同》，更凸显影片纪录性价值和中立立场。影片以曾经的大同市长耿彦波为核心人物，周浩近距离跟拍，纪录他为大同城市转型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多视角观看了一座中国城市的转型之难。
影片有两个矛盾，一是耿彦波要建设一个文化大同，认为这才是大同城市转型的必由之路。而建设文化大同的方式，则是拆掉旧房子，盖起“古”城墙和“古”宅院。于是，文化大同的推行，就必然直面当下中国依旧普遍存在、敏感而且又牵动民生的大问题——拆迁，影片中有大量拆旧盖新的镜头，张扬了都市建设的魔咒：难道只有在漫天的灰尘里，一座拥有历史记忆的城市才能最终翻新?
《大同》用影像勇敢地直面拆迁和抗拆的问题，拆迁过程遇到的大量的阻力，有下级官员的推诿，更多来自百姓的抗拒。影片对于百姓的行为表现得十分克制，他们多是生活在底层的市民，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在“生存”二字之上。所以不管他们上访也好，当“钉子户”也罢，对提的要求无非是搬出去有地方住。
但恰恰是这一点，政府层面却无法完美解决，年迈老太太的两次出现，无疑为影片中百姓的生存添加了许多悲情的意味，而一个母亲对于如何教育自己孩子的质问，则同样有力地将问题抛给观众。市民利益还是城市发展，是保护自己的权利还是为大家而舍小家，这些中国城市发展中悬而未决的矛盾，在影片里无时不在，耿彦波无解，而老百姓更是无解。
这也就牵出影片另外一个矛盾，则是城市大同与体制之间的矛盾。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行政领导人，往往都难以长时间投入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建设之中，耿彦波担心的恰恰是这一点。自己对大同的宏伟设想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他便要调离此地。因此，抓紧一切时机让自己的畅想落在实处，成了他的终极理想。影片中他的果断、忙碌以及“手段之强硬”都成了这份理想的注解。
但可惜的是，耿彦波还是没能完成他的“文化大同”之梦，一纸调令之下，他就不得不出走太原，体制的弊端显而易见。影片中我们常能看到地方官员对体制的无可奈何，虽然心存不满却无力改变什么，耿彦波在离开大同的车里无声流泪，则让观众看到在当下体制中个人被捆绑的无奈。
耿彦波是不是一个好市长?对于观看了这部纪录片的观众来说，或许各有想法，有人认同他的责任与付出，而有人则不理解他的规划理念。《大同》选取了一个体制内的政府官员，试图用客观的镜头破解民间对官员的刻板看法，进一步而言，也增进了民众对体制运行方式的理解。
耿彦波曾经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这或许也能理解他为何如此疯狂地热衷于让大同进行文化转型，但这种缺乏规划的情怀，却在他离开时，给大同留下了30亿美元的债务，而新任市长对大同有另外的“设想”，耿彦波的“古”城大同就此被搁置。《大同》最后的空镜头，瞄准的正是尚未完工的古城墙工程、荒芜的工地，而远处则是一批修建中的摩天高楼，两相比对，我们或许更能理解资本逻辑之下中国城市的发展之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