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青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年的上周五上映了。 虽然有休杰克曼主演，但电影的第一个周末不到70万元的低迷票房真的很遗憾。 2021年夏天，同样由佛罗伦萨自制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在内地上映，最终票房超过3000万元，是全国艺联发行文艺片的最高成绩。 “父亲”和“孩子”之间，为什么落差这么大呢？
继将《父亲》拍成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之后，法国作家弗洛拉莱因瑟勒再次执导他的剧作，将《儿子》拍成《困在心绪里的儿子》，上周五在内地上映，首周末票房不到70万元。 图为电影海报。
法国作家弗洛伦斯泽勒的剧作《儿子》和他之前的《父亲》 《母亲》组成了现代欧洲戏剧文学中享有盛名的三部曲。 这个“家族序列”的特别之处在于，在社会上看来“病态”的人物是主角。 《父亲》是失去时间概念的老年痴呆患者，《母亲》是更年期无法摆脱的无故愤怒，《儿子》是被抑郁症吞噬的少年。 在这三部剧中，泽勒利用疾病的隐喻，探讨紧急事态的生命体验，以戏剧的方式呈现出禁忌般的“患者心灵的痕迹”，从中打入生命哲学与人的存在本质——理性是生命的秩序，还是生命的枷锁。
2019年，戏剧《儿子》伦敦公演时，激起的感情反应令人震惊。 这个剧本和当时的演出罕见而直观地在文艺作品中正面展现了青少年抑郁所具有的毁灭性能量，这种黑暗而不合理的能量，摧毁了个人，也瓦解了家庭。 继《父亲》电影化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之后，泽勒再次亲自导演剧本，将《儿子》定为《困在心绪里的儿子》。 利用《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非线性剪裁，用角色错乱的意识流取代严密的线性叙事的影片，扩大了原作的悲情核心。 父亲失去了清晰的时空意识，陷入了记忆的迷宫。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仍然可以看作是一部让人心碎的家庭伦理片。 饰演父亲的休杰克曼和饰演母亲的劳拉丹提供了令人心碎的表演。 成熟的名优光环不容忽视。 结果，在剧作从舞台转码到银幕的过程中，重心从孩子转移到父母身上，避免了“疾病无法控制”的残忍认知，避重就轻于逝者的自我和解。 这实际上挡住了原作的锋芒。
从《父亲》到《儿子》，家庭的困境、亲密关系中的爱与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剧作的本质是围绕着“迷失的患者”，老年痴呆症的老父失去了时间的秩序，抑郁症的儿子失去了心理的秩序。 对困在心里的少年尼古拉来说，他最深的痛苦是无法解释自己的痛苦，他混乱的意识就像滚落的洗衣机滚筒，弄得一团糟，无法平息。 他既不能管理内心的秩序，也不能按部就班地维护外部世界的秩序。 学校把他视为应该被纠正的学生。 身为律师的父亲，不断理性判断儿子的学习和生活发生了什么错位，尽职尽责、尽职尽责，试图纠正儿子行为错位和心理错位。 祖父对孙子的脆弱嗤之以鼻，这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顽固保守派认为“悲伤的年轻人”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矫正病。
该方案最冷静细腻的优点在于，通过一系列日常试探和交锋的情况，暗指青少年抑郁不是法律诉讼，没有清晰的因果逻辑，也没有对症下药的解救疗程的无力感结论。 天生敏感、母语家庭破裂、母亲情绪不够稳定、父亲另一群体家庭，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尼古拉斯，但都没有成为尼古拉斯的“病因”。 实际上，尼古拉斯没有遭受过校内暴力，也没有遭受过家庭暴力，而且，他并不缺乏爱情。 他的父母已经战胜了大多数父母，能够与他平等地沟通，并愿意随时付出无条件的支持和爱。 但是，在生命理性退场的黑暗角落里，爱是无力的。 尼古拉斯第一次自杀获救时，主治医生沉痛地告诉父母，你们儿子的意识世界已经破碎，光靠爱人的爱是无法恢复孩子内心秩序的。
《父亲》和《儿子》的原剧本，是对整个作品中稀有能量不断走向个体内部的生命本质的探询。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渲染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主观观点，通过破碎的情境正面主攻这个主题。 然而，对于《困在心绪里的儿子》，他那混乱的心情却成了一个简洁的比喻，曾经出现过三次的洗衣机滚筒特写就暗示了这一点。 电影的更多篇幅、更能看到的部分交给了“儿子的父母”，从围绕“因死亡而被捕获的孩子”的问题出发，聚焦于“与悲剧和解的父母”。 这种和解包括为人父母者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有时接受自己的无能，承认和接受亲密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失败，这并不可耻。
这是成人视角下自洽的自我治疗，也是一种更安全、更为观众熟知的叙事策略。 例如，林恩拉姆齐导演的《凯文怎么了》，主角不是凯文，而是母亲，他在——年被责备和谴责时生下了具有反社会人格的病态孩子，在半生中克服了这不是母亲的罪过。 夏比尔多兰导演的《妈咪》以疲惫不堪的单身母亲为主人公。 不应该为了照顾ADHD的儿子而赔偿自己的生活。 把生病的孩子送到精神病院，不是她的罪。 一次又一次，“正常的大人”伤痕累累地接受了“可怕的孩子们”制造的混乱、灾害、甚至死亡。
这种世俗的“正常”逻辑，完美地错开了这类题材的黑暗心态。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年是苦涩的结束，在父亲的想象中，儿子被治愈了，去了另一个城市开启了新的大学生活，实现了作家的梦想。 休杰克曼的表演并不完美，但这位父亲越引起共鸣和认可，这部电影的遗憾就越明显。 直到最后，儿子都是父亲视线下的儿子。 《儿子》这部电影，绝对的主体是父亲，儿子最初是矫正对象，最后是虚构的幻影。 更何况，父亲想象中的儿子“被治愈”，可能并不是另一种“被纠正”。 从开始到结束，电影的重点不是受困于疾病的儿子，而是受困于儿子疾病的父母。
同样在大屏幕上，老年痴呆的老人是镜头下的主体，他的“患者”体验是生命体验中平等的一种，它被认为具有独特的哲学内涵，需要异常的治疗和克服。 为什么角色被抑郁症的孩子改变了，那个团体的主体性不被认同，被父母左右？ 为什么他们模棱两可的生命体验在屏幕上终究是看不见的呢？ 如果他们没有被“治愈”，会被定义为悲剧吗？ 对比《儿子》的原作和舞台，这是电影作为大众娱乐产品的保守性和胆怯吗？ 是电影落后于文学和剧场的时间差吗？ 柳青。
资料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