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特工绍特》讲述了绍特作为俄国的特工一直隐藏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中，蛰伏等待刺杀美国总统的任务。终于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绍特身份的浮出水面。作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的工具，个人的情感只能隐匿在国家政治之下。绍特在复杂的训练与生长环境中，无情的长期训练中生出了对爱情的珍惜，对无辜人民的同情的丰富情感。影片在爱情+复仇+革命”的复合母题的叙事中，展开了关于爱情、忠诚、正义等的情感叙事。
电影没有把苏美冷战的后遗症给国民带来的仇恨心理变成说教,而是通过特殊职业-特务，来展示政党的政治阴谋以及私人化的欲望，使政治片有了一种新审美主义-正典化叙事。有学者在论述20世纪的音乐时指出:“在20世纪,正典和正典化这两个概念指的是三个互相相关但彼此不同的进程:第一,由旧有杰作组成的既存正典的维持;第二,新作加入其中的进程;第三,出自不同曲库的互相平行的正典的形成。在实践中,这几个过程是混合的。例如,前两者互相依存;为了维持正典,必须有新作加入其中。正典之下的审美主义要求艺术作品的意义和表达和其他文化行为中所含有的处在不同的、更高的层面。
一、现实主义叙事理念下的爱情呈现
现实主义叙事理念下的爱情呈现，更多地使爱情成为一种媒介，这里的爱情不是对爱情内涵或爱情本质的思考，而是通过爱情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刻把握，爱情仅是作为一种呈现现实的载体存在。电影《特工绍特》中，受过严苛训练的绍特对情感的态度本应该是冷漠的。绍特的爱情也是为了方便美国情报局方便潜伏朝鲜的任务刻意接近的结果。在利用对方的身份中，绍特在为美国执行任务中不幸不幸暴露，为了隐藏真实身份，绍特受到了残忍的折磨和虐待。本以为求生无望，但在生物学男友的奔走呼吁下，美国政府最终决定进行人质互换。绍特成功脱险，也因为此事，绍特和男友走入了婚姻殿堂，组建了一个美好温馨的小家庭。此时的爱情作为表达社会现实的承载方式，被赋予了神圣的修辞使命，这种担负着传递现实主义使命的爱情描写。在书写爱情时通常与当时的生活环境紧密结合，具有一定程度的悲剧性并且可以凸显爱情的难能可贵。电影《特工绍特》更倾向与展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历史现象，爱情中夹杂着复杂的时代内容，“爱”对于绍特来说是奢侈的存在。被亲生父母抛弃，在童年中接受政治洗脑，在刻意安排中进入美国。没有人再议“特务工具人”的情感，自小建立的信仰成为活着的唯一追求，为了完成刺杀任务是绍特维持正典的旧有道路。爱情可以说是新的进程，改变绍特，也使影片的表达思想有了更高的层面，情感不拘泥与爱情、任务的单一维度。现实主义在电影发展过程中尝试创建电影和现实的同构关系，试图用电影构建起一个“现实镜像”。
爱情作为一种叙事中介，展示回应着观众的期待视野。影片《特工绍特》的爱情不仅塑造着任务形象，也使影片发展的逻辑性得到自洽。影片中，老特工为了召回绍特以身试险中央情报局内部，并用指认绍特为俄罗斯特务之一。影片到这里，观众都无法确认绍特的真实身份，但随着俄罗斯总统被刺杀，绍特回到俄罗斯并找到间谍组织，，基本可以判断，然而随着影片末尾的转折--俄罗斯总统假死，才最终确认，绍特假装执行任务是为了营救丈夫，去第二次任务现场是为了营救更多无辜的人，为了维护和平。训练有素的间谍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不只是为了爱情，而是爱情感化了绍特，绍特从狭隘的国与国之间的小爱转化为对全世界和平的大爱。
二、集体无意识之下的复仇母题
复仇母题是延续很久的艺术旧题，这种贯穿性的延续植根于民族心理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其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正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影片《特工绍特》中的间谍大师受到苏美冷战时期的社会创伤，对美国的仇恨超越于社会现实中国家的政治举措，他们希望借由自己的力量干扰美国的和平。因此，复仇在集体潜意识之中发挥着将创伤性经验极致化作用的同时，在部族之间发生冲突时为战争行为提供心理方面的源动力，对民族联结和族群意识的固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为了报复美国的初心已经逐渐畸形，为了造成巨大的影响开始丧心病狂的以无数无辜人的生命作为代价，在代代间谍大师的和特务的野心变异中，信仰已经不再纯粹。由于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复仇主题的作品中难免会改变对复仇行为的感情倾向和态度，同时呈现出多元的复仇主体、多种复仇模式混合等叙事表征。复仇的叙事也成为互相平行的正典的形成。影片的正典是对美国总统的刺杀，复仇是沿着正典的发展进程而反向复仇的过程，两者叙事内容交叉，却形成了互相平行的令观众意外结果。影片《特工绍特》绍特通过情感转向实现了多元化的复仇主体。从最初对美国的恨意反转为对俄罗斯间谍组织的仇恨。最初的恨意由爱情以及没有感知到的社会现实解构，而对俄罗斯间谍组织的恨来自于其毫无下限的残忍。为了逼迫绍特不仅绑架其丈夫，更在其面前将其迫害以表示忠心。
对童年的剥夺、对温暖的剥夺让绍特彻底看清曾经得到信仰多么可笑。在困境中，美国情报局放弃她；在任务中为了利用他，而残害唯一在乎她的丈夫，这揭露了间谍组织的真面目，信仰的大厦彻底坍塌，绍特开始反抗曾经束缚剥夺甚至让她失去所有的组织，复仇成为绍特宣泄情绪，并使生活回归正轨的唯一途径。影片最后成为巨大的悬念，绍特为了报仇与情报局工作人员和解，并再次启程，影片中的关系人物已经具有结局，隐藏在背后的间谍又有何种阴谋成为解密下一部电影的新文本。复仇不等于革命。复仇也不一定是正义本身。电影《特工绍特》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它要完成正典化的审美主义，就必须完成复仇与革命二者之间的转化。政治力量最初是民间伦理逻辑的一个功能。民间伦理逻辑乃是政治主题合法化的基础、批准者和权威。只有这个民间秩序所宣判的恶才是政治上的恶,只有这个秩序的破坏者才可能同时是政治上的敌人,只有维护这个秩序的力量才有政治上以及叙事上的合法性。民间的伤痛记忆一直延续并成为绍特的政治使命。影片中绍特背叛自己曾经的信仰是由于这种民间道德逻辑与政治逻辑没有形成一致:俄罗斯与美国的政治往来和民间政党的反抗之间的矛盾，而绍特成为这一切的牺牲品和反抗者，开始了真正的革命，凸显着个人英雄主义的绍特既不代表民间道德的胜利，也不代表政治阶层的成功，她代表的是正义、和平、勇敢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从而也给观众留出了一个可认同的空间：绍特不是盲目爱国冷血的刺杀工具，也不是背叛祖国与信仰的“恋爱脑”，而是经历过不幸，不想更多人成为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组织中的傀儡，也不想更多无辜的人因为没有“人性”的组织受到迫害。
结语：电影《特工绍特》将苏美冷战遗留的心理创伤对一代代人的影响为背景，通过情感与道德的温情来逐渐抚平绍特的心理创伤，展现出正义无私大爱的力量。爱与恨塑造了绍特勇敢与清醒的“复仇”过程，虽然不同的“客体”不断触动绍特的情感，在情感驱动之下，理智跳脱出互为镜像的爱恨情感，成为可以被认同共情的“人类共同体”情感
